【摘 要】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必然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即为意识形态教化，同时意识形态社会化的“寓所”所在是日常生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逻辑基础在于意识形态理论自身。意识形态产生的本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意识形态的感性形式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根据； 意识形态的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目的所在。
【关键词】意识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 日常生活。
“生活世界”的概念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着名哲学家、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是指一个具有基础性功能的、可以感知的、丰富多样的，真实的、现实的日常世界。“生活世界”理论提出后，现代西方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重要发展趋势，这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日常现实生活且渐行渐远。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且融入日常生活，可以避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因远离日常现实生活导致的弊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空洞、教条的标签也可以被顺其自然的丢掉。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是指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为主体，围绕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寻找教育的契机，赋予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日常现实生活的内涵，寓教育于教育客体的日常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充分发挥教育客体的主体性，达到教育的实际效果，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通过理想信念引导与价值观传播，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作为历史主人，从而应当积极主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的过程。因而，从本质属性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致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认同，以此建立和维持国家的合法性存在。但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仅仅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非日常生活领域而展开，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的宏大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也被顺理成章的从日常生活世界领域中“祛除”.事实上，日常生活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维度，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场域，也是意识形态社会化实现的基本寓所。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这说明生活世界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生活世界是现实人的活动场域； 现实生活离不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现实的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搭建起现实人与现实世界的客观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本源上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理论逻辑。
一、意识形态的产生：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现实的人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培育人们形成先进的观念、培养人们崇高的政治修养和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人作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也就是说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性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类本质，决定了人只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伴随渗透着精神生产，并在劳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结合中实现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自由交融，才能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3].而在唯物史观创立伊始，马克思主义就指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资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4]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出人自身； 二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是人自身的再生产。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看，唯物史观并没有忽视人们的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和日常交往，而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历史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同时，也强调具体历史的日常生活基础，恰恰是日常生活赋予具体历史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的历史过程不是自然科学规律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的，由人们参与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的批评中可见一斑，他们在指出以往历史观的致命缺陷时说： “历史总是依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作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作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5]因此，马克思主义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是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来源于实际存在的人类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中，这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最初只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们，对自然界中周围环境的感知而产生的一种朴素的意识，这种对社会存在反映的感知意识并不具有“纯粹”意义，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开始时并不具有 “纯粹”的意义，只是类似于动物式的意识。然而不同之处却在于，人的这种类似于动物式的意识却是远远高明于动物，人的这种朴素的感知意识是一种脱离动物本能的，被人意识到了的意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自然宗教类型的意识。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与之相伴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的出现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些变化天然的映射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意识产生的基础是日常生活，因而，其进步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最初，分工也只基于性别差异而产生，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基于性别的分工已经成为历史，需要和天赋成为分工的重要依据，当然分工过程也存在偶尔性因素。最后，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7]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人们的“意识”以摆脱世界的方式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反过来，也只是从一个方面标示了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变化和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并没有超出真实的人类历史的范畴，它的基本内容只能是活动于历史当中的现实的人，他们对生活所具有的看法，包括对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生活的观念，这些生活的观念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状况的反映，即意识形态实质上代表着人们的历史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再生产才能维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生产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联系的，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还必须包括人自身的生产，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西马学者阿尔都塞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共同构成了再生产。也就是说，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劳动者技能和劳动者全部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训练和传承。两者都是需要教育功能的发挥才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再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教育的两种形式的存在。一种是教育对劳动技能的训练和传承，使劳动者掌握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另一方面是教育对劳动者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使劳动者服从和服务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程序规则，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习得认同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而实际上教育一直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8].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为了解决矛盾必须借助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从一开始，人类的教育也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靠言传身教进行的。因此，教育一开始就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教条化”的存在，因为后者恰恰是加强了人的对象化，从而使人与自己相分离以至逐渐远离，使自己忘却本性，迷失在日益难以驾驭的“科学”系统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要参与构建人的生活世界，目的就是扩充劳动者的知识、培育劳动者情感、塑造劳动者的意志和提升劳动者的能力，使劳动者能过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接受并持有特定的政治观念、以至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最终促使劳动者形成社会发展所期望和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即意识形态。社会与社会关系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反映社会关系的思想、观念、意识得以传承和发展。此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恰恰得到最好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根本前提是人类物质生活条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却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直接前提。产生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意识形态，要持续不断的反映社会物质条件，就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传承的载体功能。当然，教育和意识形态都是源于人类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教育产生于意识形态之前，而且意识形态产生之前的教育仅仅实现传承劳动技能的功能； 意识形态产生之后，教育还要实现传承思想的功能。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落后，人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所具有的形式也就比较单一、而存在的领域也就比较狭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人们活动的频繁和复杂化，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在广泛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教育的形式和领域也逐渐多样和宽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分支，同样形成和发展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
【关键词】意识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 日常生活。
“生活世界”的概念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着名哲学家、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是指一个具有基础性功能的、可以感知的、丰富多样的，真实的、现实的日常世界。“生活世界”理论提出后，现代西方哲学回归日常生活世界成为重要发展趋势，这也是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脱离日常现实生活且渐行渐远。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且融入日常生活，可以避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因远离日常现实生活导致的弊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空洞、教条的标签也可以被顺其自然的丢掉。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是指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以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为主体，围绕教育客体的日常生活，寻找教育的契机，赋予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日常现实生活的内涵，寓教育于教育客体的日常现实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充分发挥教育客体的主体性，达到教育的实际效果，实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通过理想信念引导与价值观传播，启发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由自发性到自觉性的转变，能使他们觉悟到自己作为历史主人，从而应当积极主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的过程。因而，从本质属性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一致化的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认同，以此建立和维持国家的合法性存在。但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仅仅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非日常生活领域而展开，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的宏大叙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也被顺理成章的从日常生活世界领域中“祛除”.事实上，日常生活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维度，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场域，也是意识形态社会化实现的基本寓所。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有生命的人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这说明生活世界的主体是现实的人，生活世界是现实人的活动场域； 现实生活离不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也离不开现实生活。现实的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搭建起现实人与现实世界的客观联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本源上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理论逻辑。
一、意识形态的产生：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现实的人为教育对象的教育实践活动，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培育人们形成先进的观念、培养人们崇高的政治修养和提高人们的政治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人作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也就是说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性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类本质，决定了人只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伴随渗透着精神生产，并在劳动实践与精神生产的结合中实现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的自由交融，才能实现“人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3].而在唯物史观创立伊始，马克思主义就指出：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资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4]可以看出，“日常生活”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再生产出人自身； 二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是人自身的再生产。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来看，唯物史观并没有忽视人们的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消费和日常交往，而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历史的基本主题。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同时，也强调具体历史的日常生活基础，恰恰是日常生活赋予具体历史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具体的历史过程不是自然科学规律的决定论过程，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融在一起的，由人们参与的现实的、具体的实践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唯心史观的批评中可见一斑，他们在指出以往历史观的致命缺陷时说： “历史总是依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作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作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5]因此，马克思主义把日常生活世界看成是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来源于实际存在的人类的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中，这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的“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与再生产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最初只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们，对自然界中周围环境的感知而产生的一种朴素的意识，这种对社会存在反映的感知意识并不具有“纯粹”意义，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开始时并不具有 “纯粹”的意义，只是类似于动物式的意识。然而不同之处却在于，人的这种类似于动物式的意识却是远远高明于动物，人的这种朴素的感知意识是一种脱离动物本能的，被人意识到了的意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6]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自然宗教类型的意识。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与之相伴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分工的出现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增长，这些变化天然的映射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意识产生的基础是日常生活，因而，其进步和发展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最初，分工也只基于性别差异而产生，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纯基于性别的分工已经成为历史，需要和天赋成为分工的重要依据，当然分工过程也存在偶尔性因素。最后，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7]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逻辑。人们的“意识”以摆脱世界的方式去构造“纯粹的理论”,反过来，也只是从一个方面标示了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变化和发展，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并没有超出真实的人类历史的范畴，它的基本内容只能是活动于历史当中的现实的人，他们对生活所具有的看法，包括对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生活的观念，这些生活的观念实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状况的反映，即意识形态实质上代表着人们的历史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过再生产才能维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生产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全面的、系统的、联系的，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还必须包括人自身的生产，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西马学者阿尔都塞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现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共同构成了再生产。也就是说，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劳动者技能和劳动者全部思想意识两个方面的训练和传承。两者都是需要教育功能的发挥才得以实现。正是因为再生产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教育的两种形式的存在。一种是教育对劳动技能的训练和传承，使劳动者掌握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技能，另一方面是教育对劳动者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使劳动者服从和服务于既有的社会秩序和程序规则，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习得认同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而实际上教育一直以来伴随着人类社会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8].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也是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为了解决矛盾必须借助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传承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从一开始，人类的教育也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靠言传身教进行的。因此，教育一开始就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们的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克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教条化”的存在，因为后者恰恰是加强了人的对象化，从而使人与自己相分离以至逐渐远离，使自己忘却本性，迷失在日益难以驾驭的“科学”系统里。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是人们思想意识的训练和传承，要参与构建人的生活世界，目的就是扩充劳动者的知识、培育劳动者情感、塑造劳动者的意志和提升劳动者的能力，使劳动者能过理解社会政治生活、接受并持有特定的政治观念、以至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最终促使劳动者形成社会发展所期望和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即意识形态。社会与社会关系相辅相成、相伴相生，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决定了反映社会关系的思想、观念、意识得以传承和发展。此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恰恰得到最好的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根本前提是人类物质生活条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却是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最直接前提。产生于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意识形态，要持续不断的反映社会物质条件，就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意识形态传承的载体功能。当然，教育和意识形态都是源于人类日常的物质生产活动，教育产生于意识形态之前，而且意识形态产生之前的教育仅仅实现传承劳动技能的功能； 意识形态产生之后，教育还要实现传承思想的功能。早期的人类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落后，人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教育所具有的形式也就比较单一、而存在的领域也就比较狭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人们活动的频繁和复杂化，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在广泛参加社会活动的同时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教育的形式和领域也逐渐多样和宽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分支，同样形成和发展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