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移动通信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宣告了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对社会各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教育技术领域中，数据收集、存取、分析工具和处理技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研究方法的变革提供支持。文章通过对历年来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取向的回顾来分析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再以 2000 年以来出版的《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文献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分析对象，归纳并总结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关键词：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发展历程。
一 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日本《教育工学事典》[1]指出，教育技术学一方面以教育为研究对象，与人类的学习和发展等人文科学相关联；另一方面以信息通信技术及媒体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与科学和技术等理工学科相关联。这种跨领域的融合创新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更全面深刻地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永野[2]认为教育技术学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它是由持有不同方法论的众多研究领域集合而成的学科体系。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受元理论方法论变革的影响，野家[3]提出科学研究方法正在从逻辑学向解释学演变。逻辑实证主义作为逻辑学的主要理论，采用客观量性的研究方法诠释科学理论；而解释学对科学的认识基于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利用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剖析对科学的认识。日本教育技术学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转换过程，其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相似。本研究以菅井[4]提出的四个重要研究取向为标准，对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展开讨论。
1 实验研究取向。
20 世纪中叶，日本教育技术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基于普遍主义立场的“实验室研究”,该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研究过程，创造高度控制干扰因素的实验室环境，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便从中得出普遍性规律[4],被广泛地应用于基于实证研究的行为科学中，如教学实验、标准化测验、调查法等，通过测试或调查问卷来收集、统计、分析数据。受行为主义主导，研究者将其应用于教学研究、教辅系统研发等各类研究实践中，力求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但该方法主要是将数值量化后进行统计分析，再将数值还原为有意义的解释，导致将研究对象和过程都孤立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常被质疑为仅在“实验室”内有效。
2 生态学研究取向。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生态学研究的影响下，关于学习和认知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生态效度观点的提出为契机，日本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始考虑环境和情境等因素[4].生态效度观批判性地指出人为控制下的实验室研究脱离日常生活、忽略环境因素影响，提出将内在认知信息处理模式和生态学研究方式相结合，以便于从整体着手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受此观点的影响，日本开始关注学习所依存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并为学习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解释。从而，对真实情境下的学习活动进行观察分析的实地研究日益增多，使得解释性的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3 建构研究取向。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学校课程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引入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建构主义研究开始在日本流行，并发展成为该时期教育技术学的指导性理论。久保田[5]指出建构主义多采用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法，如观察法、访谈法、实地研究法等，结合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习进行比较，对事前与事后评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测定显着性差异来解释建构研究的有效性。然而，建构主义将知识解释为个体与事物、环境交互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忽略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随着文脉情境主义的发展，建构主义从而逐渐瓦解[4].
4 社会建构研究取向。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分布式学习理论的出现，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势如破竹。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个体认知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与他人的讨论中会不断地被调整和修正。山田[6]认为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会在与他人或学习辅助工具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再构建。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重视背景和文脉等因素，否定数据的一般化。因此，重视基于社会建构研究的协作学习，研究方法多以质性研究为主，如观察法、行为研究法等。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仍然亟待继续深入研究，目前并未确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4].
二 研究方法抽样分析。
2000 年以后，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为掌握该时期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趋势，本研究以《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为数据来源进行抽样分析。该刊物为日本教育工学会唯一的学术期刊，每年度发行 1 卷，包括正刊 4 期、增刊 1 期及英文特刊 1 期。而日本教育工学会为日本教育技术学领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学术影响力最强的权威学术团体[7],故以该期刊为分析对象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通过对 2001~2016 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筛选，除去英文特刊，从 78 期刊物中共获得 1385 篇日文文献，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关键词：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发展历程。
一 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日本《教育工学事典》[1]指出，教育技术学一方面以教育为研究对象，与人类的学习和发展等人文科学相关联；另一方面以信息通信技术及媒体的应用为研究对象，与科学和技术等理工学科相关联。这种跨领域的融合创新为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能够更全面深刻地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永野[2]认为教育技术学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论，它是由持有不同方法论的众多研究领域集合而成的学科体系。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受元理论方法论变革的影响，野家[3]提出科学研究方法正在从逻辑学向解释学演变。逻辑实证主义作为逻辑学的主要理论，采用客观量性的研究方法诠释科学理论；而解释学对科学的认识基于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利用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方法剖析对科学的认识。日本教育技术学经历了从行为主义向社会建构主义范式的转换过程，其研究方法的变化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相似。本研究以菅井[4]提出的四个重要研究取向为标准，对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展开讨论。
1 实验研究取向。
20 世纪中叶，日本教育技术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为基于普遍主义立场的“实验室研究”,该方法通过精心设计研究过程，创造高度控制干扰因素的实验室环境，探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便从中得出普遍性规律[4],被广泛地应用于基于实证研究的行为科学中，如教学实验、标准化测验、调查法等，通过测试或调查问卷来收集、统计、分析数据。受行为主义主导，研究者将其应用于教学研究、教辅系统研发等各类研究实践中，力求使研究结论更具客观性和普遍性。但该方法主要是将数值量化后进行统计分析，再将数值还原为有意义的解释，导致将研究对象和过程都孤立起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常被质疑为仅在“实验室”内有效。
2 生态学研究取向。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生态学研究的影响下，关于学习和认知的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生态效度观点的提出为契机，日本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始考虑环境和情境等因素[4].生态效度观批判性地指出人为控制下的实验室研究脱离日常生活、忽略环境因素影响，提出将内在认知信息处理模式和生态学研究方式相结合，以便于从整体着手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受此观点的影响，日本开始关注学习所依存的历史、文化、社会等背景因素，并为学习赋予了新的意义和解释。从而，对真实情境下的学习活动进行观察分析的实地研究日益增多，使得解释性的研究方法开始逐渐受到关注。
3 建构研究取向。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日本学校课程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引入了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建构主义研究开始在日本流行，并发展成为该时期教育技术学的指导性理论。久保田[5]指出建构主义多采用解释性的质性研究法，如观察法、访谈法、实地研究法等，结合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传统学习进行比较，对事前与事后评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测定显着性差异来解释建构研究的有效性。然而，建构主义将知识解释为个体与事物、环境交互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忽略了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随着文脉情境主义的发展，建构主义从而逐渐瓦解[4].
4 社会建构研究取向。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分布式学习理论的出现，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势如破竹。社会建构主义主张个体认知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与他人的讨论中会不断地被调整和修正。山田[6]认为学习者的知识结构会在与他人或学习辅助工具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再构建。立足于社会建构主义立场的研究方法重视背景和文脉等因素，否定数据的一般化。因此，重视基于社会建构研究的协作学习，研究方法多以质性研究为主，如观察法、行为研究法等。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仍然亟待继续深入研究，目前并未确立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4].
二 研究方法抽样分析。
2000 年以后，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本教育技术学研究有了新的变化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为掌握该时期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趋势，本研究以《日本教育工学会论文志》为数据来源进行抽样分析。该刊物为日本教育工学会唯一的学术期刊，每年度发行 1 卷，包括正刊 4 期、增刊 1 期及英文特刊 1 期。而日本教育工学会为日本教育技术学领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学术影响力最强的权威学术团体[7],故以该期刊为分析对象更加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本研究通过对 2001~2016 年发表的文献进行筛选，除去英文特刊，从 78 期刊物中共获得 1385 篇日文文献，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