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夕，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的艰难历程。其探索之路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探索具有广泛性
这种广泛性一方面表现为阶级参与的广泛性，一方面表现为主要社会阶级对各种不同道路探索的广泛性。
1.阶级参与的广泛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夕，主要社会阶级，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都进行了救国强国之路的探索。
2.主要社会阶级对各种不同道路探索的广泛性。
（1）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207的思想，地主阶级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以满洲贵族控制的清政府实施了“新政”.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封建士大夫集团中，出现了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强国御侮的有识之士，林则徐、魏源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林则徐组织翻译了西方的一些有关大炮、战船图示等资料，进而建议建立新式国防工业“,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以粤海关关税的 1/10 来制造新式船炮“,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3]884,借以保卫海防。魏源在图强御侮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激励下，写出了《海国图志》一书。在此书中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207的思想，即学习西方的长处，用来抵抗其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和士绅阶层。他们普遍痛感此役“创巨痛深”,因此“,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4]26,从而形成了要求学习西方以求“自强御侮”的社会思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发表过不少倡办洋务以求自强的言论，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目睹洋兵及其枪炮的巨大威力而惊叹不已。这些人看到了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这些被称作“洋务派”的封建官僚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是在不改变落后腐败的封建制度下进行的。它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把先进东西生硬地嫁接在不适应其发展的落后封建生产关系上[5]111.这只是一次外表性的变动，器物上的学习，结果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达到国家富强自救的目的，在总结过去洋务运动成败的基础上，由满洲贵族控制的清政府于 1901-1905 年实施“新政”,进一步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新政”未能挽救清朝的封建统治覆灭的命运。
（2）农民阶级：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以及义和团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鸦片战争后十年，近代中国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其“所规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6]64是不可能实现的。太平天国后期，干王洪仁玕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6]64,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几个方面，是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都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最早方案。它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由于缺乏实施的资产阶级基础，也没有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无法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再加上当时严峻的战争环境，因此不可能实施。发生在 19 世纪末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但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毕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找到近代中国实现独立和富强的正确道路。
（3）资产阶级：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梁维新派希望通过改良使中国走资产阶级道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二、“探索具有继承性”
和发展性林则徐首先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2]177的思想，魏源对林则徐提出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2]177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207的口号。冯桂芬则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魏源的师长之说。在向西方学习方面，魏源所说的长技仅包括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主张设立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洋教习传授技能。而冯桂芬则指出夷之长技不仅仅在坚船利炮，更在自然科学与技术，还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的机器设备等等，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学习诸国富强之术，进一步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和“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自强之道[7]54.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派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冯桂芬的思想，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起了“洋务运动”,把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207的主张付诸实践。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如郑观应、王韬、马建忠以及薛福成等早期维新思想家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等器物层次上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甲午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维新志士，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思想，得出了“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的结论，提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的主张[8]85,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为中心内容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三、“探索与中国社会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
紧密联系在侵略战争期间进行的探索“以反侵略为主要内容”[1]53,如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现实和国家面临外部势力的威胁，要求改变现状和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强国御侮。魏源以“开眼看世界”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207的主张。1900 年，美、日、英、法等八个国家发动了侵华战争。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极其尖锐。面对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义和团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变中国为完全殖民地的企图，使中国避免了近代印度国家的命运。
四、探索把学习西方和抵制外国侵略、启蒙和救亡紧密结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对于抵御外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是救亡与启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五四前夕，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既要救亡实现民族独立，又要启蒙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实现民主革命和人的解放。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大批士大夫开始开眼看世界，向国人介绍世界状况。主要是介绍各国的历史、地理、风俗、政治、宗教等各种状况，想要引进西方文化来使国人提高警惕，并借以抵御外侮。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迫在眉睫。与此同时，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也给中国人民敲起了警钟，促使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于 1898 年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这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寻找国家出路的一次探索。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掀起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从此，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民主和权利意识开始深入人心。20 世纪初，以章炳麟、邹容等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们对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在 20 世纪初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促进了广大民众的民主觉醒，掀起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辛亥革命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人们期望的“民国”遭到践踏，中国依然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思想文化，破除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进一步激励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强国道路的热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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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侃，李时岳。中国近代史[M].中华书局，1994.
[7]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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