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1850 年\\)是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禁烟运动与抗英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其中,有关海防斗争与海防建设的理性认识,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中国近代海防意识觉醒的标志,并对中国近代海防与海军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林则徐的海防战略思想进行初步探讨.
一、探访夷情 师敌长技
林则徐作为中国近代海防论的先驱,其海防战略思想建立在了解夷情的基础上.作为节制广东水师、办理海口事件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之后,为应付突发事变做了大量准备.他认为:"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1]765他通过了解夷情与抗英斗争实践,清楚地看到了中西在军事装备与技术上的差距,"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多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2]568.由此他萌发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战略思想,"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3]177.
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林则徐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购买西洋船炮.林则徐在任两广总督时,就曾筹划过船、炮、水军的建设事宜,他说:
"仆任两粤时,曾筹计船炮水军事宜,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3]1821840 年,他从美国驻广州领事多那诺处购得了一艘 1060 吨级的英制武装商船"甘米力治号"号供"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3]174,以加强水师官兵的技术、战术训练,适应攻战之用.
为了加强炮台远攻火力,他还向道光皇帝奏请购买精制生铁大炮,"犹恐各台旧安炮位未尽得力,复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不等,务使利于远攻"[3]838.但遗憾的是,虎门失守后,所购夷炮多被英军所占有,所谓"最可痛者,虎门一破,多少好炮尽为逆夷所有矣"[4]182,"所失铜铁炮位,合各师船计之,不下五百余尊.
其中近年所买夷炮,约居三分之一"[4]171.二是引进西方技术经验,自制船炮.林则徐在吸取西方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组织人力物力,发挥本国技术力量,一面仿造,一面结合中西之长加以研究改造.1840 年 4 月,他首次仿造成功欧式双桅战船,并奏报朝廷:"今春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不足之处是该船"虽能结实,而船身嫌小"[1]865.他在浙江镇海期间,将所绘制的外国战舰图样交给兵器专家龚振麟参考,与龚振麟一起研制成四轮炮车,使原来只能固定射击的火炮,也能够俯仰左右,旋转轰击,提高了重炮的机动能力.
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战略思想,打破了"夷夏之防"传统思想的束缚,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顽固自大的保守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开创了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先河.但是,由于受到主客观诸多因素的影响,林则徐对夷人夷情的了解是有限和局部的,甚至有些认识和判断还是错误的.其"师敌长技"亦仅局限于对夷之"器物"即船炮制造等军事技术的学习,而疏于对"器物"后面的异族文化的学习和探索,并没有意识到问题出现的真正根源是落后的社会制度,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战争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军事因素,取决于军队及其军事学术,而且还取决于同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对整个军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社会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精神因素."[5]532
二、以守为战 以逸待劳
林则徐认为,英军虽然船坚炮利,但兵船笨重、吃水深,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即"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1]676.
另外,英军长于海战而短于陆战",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1]676.如果能设法诱敌登岸,就可以很容易地制敌于死命.从地域上看,夷兵远离本土作战,后勤补给难以持久,且不适应中国沿海的气候,"其在夷洋各埠,费用之繁,日以数万金计,即炮子火药,亦不能日久支持,穷蹙之形已可概见.又夷人向来过冬,以毡为暖,不着皮衣,盖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势必不能忍受,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1]883.相较之下,清军在本土作战,地形熟悉,气候适应,物资补给方便,因此,林则徐指出:"尔等远出经商,岂尚不知劳逸之殊形,与众寡之异势哉?"[6]59"即此时不值与之海上交锋,而第固守藩篱,亦足使之坐困也."[1]883另外,清军虽然在九龙湾、穿鼻洋及官涌之战中均挫败了英军的武装挑衅,但林则徐并未因小胜而冲昏头脑,他仍然清醒地认识到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不习海战,不便出洋鏖战.他说:"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 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1]762道光帝非常赞赏林则徐的分析判断,在其奏折上批示"所见甚是".随后,道光帝晓谕沿海督抚疆吏:"傥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成,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7]412林则徐"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方针,其立足点虽然在"守",但并不等于被动挨打,而是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备战:
一是加强训练,坚垒固军.为了加强海上防备力量,林则徐"筹调师船,联帮驻泊洋面"[1]625,"将大鹏改营为协,拨驻副将大员统带督率,与香山协声势相埒 以资守御而重海防"[1]778.他还频繁地亲赴各炮台、港口察看形势,督促部队演练枪炮,检查水师训练情况.1840 年 8 月 17 日,林则徐赴广州 80 里外的狮子洋检阅水师演习.他在奏折中记载了这次检阅情况:"将本年所派各备弁豫练壮勇技艺,逐一亲加校阅,如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喷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与水师官兵一体演试,均尚可观."[1]875炮台的完善和更替是林则徐布置海防的重点.他根据新的战争形势,加固和改善了炮台,修了石垛墙,布置了相当的兵力."其新建炮台,俯临两道排练,正成扼吭之势,平宽六十三丈,高一丈四尺五寸,台墙钉椿,砌石垛墙,炮洞则用三合土筑成,安炮六十位,后围墙九十丈,高出山颠"[2]152.如此坚固的防守工事使林则徐对此处的海防很是自信,认为:"设有不应进口之夷船,妄图闯入,虽遇顺风潮涌,驾驶如飞,一到排链之前,势难绕越.即谓夷船坚厚,竟能将铁链冲开,而越过一层,尚有一层阻挡,就令都能创断,亦已羁绊多时,各台炮火连轰,岂有不成灰烬之理?"[2]152二是发展团练,兵民联合.林则徐在禁烟运动与抗击英军入侵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沿海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为此,他主张组织团练,以弥补水师兵力的不足.1839 年 3月 18 日,林则徐发布《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向各国商人发出警告:"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6]596月 20 日,林则徐致函佛山同知和澳门同知,请二丞传谕义律饬令空趸等船限五日内开行.函中明确申明:沿海民众愤恨侵略者,无不同仇敌忾,义律"若再执迷不悟,则不能不示以严威,不独各处师船,一调即至,即沿海民人,莫不视波涛如平地,倘一触动公愤,则人人踊跃思奋,虽欲阻之而不能矣"[6]119.鉴于英夷地理不熟,船舰庞大在内港运转不灵的弱点,林则徐主张采取夜袭火攻战术,主动出击,扰乱敌人阵脚,切断敌人接济,削弱敌军优势.而夜袭火攻的主力就是水勇,即组织起来的渔民和疍户.他说:"只须雇募沿海之善泅者,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住上风,漏夜乘流纵放,即或前队未能得手,后队络绎复来,夷船中触处皆引火之物,未有不可以焦烂者.此令一行,不待实有其事,而奸夷先已落胆,似亦慑服之一法也."[1]650火攻战术在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前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1840 年 4 月,林则徐报告:"武弁装驾火船,由长沙湾前进,将近夷船寄碇之处,骤用火攻,烧毁十余只,并拿获汉奸等十名."对此,道光帝知道后很满意,并命令林则徐:
"将所获各犯严讯定拟具奏,并着于各犯口供内追究伙党,悉数破案,从严惩办,以儆其余."[8]8460不过,林则徐"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战略思想力图以陆战谋胜,忽视了海陆协防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放弃了海上防御,从而也就放弃了近代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制海权.另外,林则徐对英军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和陆战能力估计不足,对清军海防设施和防务能力有些过分自信.随着鸦片战争形势的发展,林则徐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些问题所在,开始正视船炮水军在对外防御作战中的重要作用.
三、筹建水军 出洋剿办
鸦片战争初期,由于林则徐的积极备战与措施得当,英舰不敢贸然进犯广州,只得另图防守虚弱的浙江定海,所谓"夷船盘旋洋外,知要口无隙可乘,坐待非计,遽驶三十一艘赴浙江"[9]42.定海失守后,林则徐遭到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的攻击诬陷,被削职查办.1841 年 4 月,林则徐以"协办夷务"之名,向奕山提出防御粤省之策:"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 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4]173这些言论反映了林则徐对于建立强大水军必要性的初步认识,不过,他只是从"海疆长久之计"的角度提供建议,还缺乏具体的构想.1841 年6 月,林则徐在东河效力时,奕山指挥的广东战役惨败,英军重燃战火,连下厦门、定海、镇海,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尤其是定海一战,证明英军不但善于海战,而且也善于陆战.林则徐对敌我双方的战斗能力有了新的认识与判断.他认为,面对英国海军强大的机动性能和优势火力,无论是旧式水师与土兵水勇,还是海防炮台和岸防陆军都无法满足反侵略的需要.
奕山指挥的广东战役大败之后,道光皇帝迁怒于林则徐,将其从重发往新疆伊犁充军.后因黄河决口,改赴河南开封祥符工地效力.1841 年秋天,他在写给友人戴絅孙的信中检讨了前一阶段海防战略的失误.他说:"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门口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变北,彼南变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弈,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2]177因此,有效的策略应是迅速筹建船、炮,招募水军,与敌在海上交锋,以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正所谓"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2]182这些认识反映出他的海防战略已经逐渐从陆守向水战、从守内河向争外洋的转变.
林则徐在被充军伊犁的途中,仍然念念不忘海防大事.1842 年 4 月,当途经洛阳时,他在致苏廷玉的书信中再次论述了建立船炮水军与敌进行海战的必要性.他说:"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为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 , 彼 敢 舍 舟 而 扰 陆 路 , 占 之 城 垣 , 吾 不 信也."[2]185 186他认为,船、炮、水军皆不可缺,如果能有一支用近代新式船炮装备的强大水军,就可以与英海军逐鹿于海上,遏制其嚣张气焰,迫使其不敢随意离船、攻城略地.因此,"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2]193.虽然林则徐在当时还提不出海军近代化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但他深刻地指出了剿夷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2]193.这八字要言,既重视物质方面的建设,又重视组织和精神方面的建设,对于改变清军的落后状态颇具针对性.
林则徐建立船炮水军、出洋剿办的思想主张,是在他被革职查办之后才真正完成的,并未上达朝廷,因而对鸦片战争的进程也未曾产生影响和作用.
但林则徐是晚清倡建近代海军之第一人,他对海防的认识是对中国传统海防思想的一个重要突破,是中国海权意识开始觉醒的起点和建立近代新式海军的思想先导.19 世纪 60 年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清政府开始创建近代海军,这正是林则徐建立船炮水军思想的体现和发展.
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先是担任广东抗英前线领导者,因遭谗言诬陷而被削职查办,随后被遣往镇海军营、祥符工地"效力赎罪",最后被遣戍伊犁.
其进退去止、思想认识和制敌方略的转变与这场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林则徐通过禁烟运动与鸦片战争实践,认识到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作用,从而萌发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为后来的近代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尤为可贵的是,他冲破了封建官僚集团中"防民甚于防寇"思想的痼疾,通过发动民众,组织民间丁勇助守海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水师的不足,在广东防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以后中国进行反侵略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从广东战场"以守为战"的策略到提出建立一支近代化"船炮水军"的主张,从把敌人引上陆地作战到谋求在外海交锋,说明了林则徐海防战略思想的转变,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从战略层面上提供了依据.当然,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海防观念的束缚和封建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林则徐的海防战略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与总结林则徐海防战略思想的得失,对于我们树立现代海防观念,创新发展新时期海防战略,正确分析和处理中国当前的海防斗争与海防建设问题,努力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齐思和.鸦片战争: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 魏源.魏源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杨国桢.林则徐书简[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5] 斯特罗科夫.列宁论战争与军事学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 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 文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4.
[8] 赵之恒.大清十朝圣训[Z].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9] 梁廷枏.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