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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
【1.1 - 1.3】有关村级民主治理的文献综述
【1.4 - 1.6】农村治理协同机制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第二章】中国村级民主治理的历程、成就及困境
【第三章】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模型与可操作化
【4.1 - 4.3】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运行现状
【4.4】村级自治创新实践中的协同机制作用机理分析
【结论/参考文献】农村地区民主治理协同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4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协同机制运行的个案分析。

4.1研究区域概况与调查样本分析。

调查地点寿庙村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地处湖北的中部，位于汉江之滨，总面积2044平方公里，辖13个镇，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人口64.58万人。全县现有村委会250个，社区居委会28个。沙洋县的少数村在村集体事务中出现的村务不公开、少数人说了算、公共财政暗箱操作等等制约民主建设进一步开展的问题引起了沙洋县相关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沙洋县进而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因地制宜创新推行村级民主治理“七字诀”工作法，切实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使基层民主能够长久的发展。问卷的主要发放地点在沙洋县高阳镇寿庙村，该村有十个村民小组，620户，2480人，耕地面积4138亩，人均收入6000元，党员59人，村“两委”成员4人，村民代表48人。寿庙村是民主治理实践的首个示范村。在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起到了示范与带头的作用。这为我们研究该地区的民主治理的协同状况打下了厚实的根基。

本文的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对村级民主治理创新实践中涉及的多个相关主体（县干部、镇干部、村干部以及部分村民）的深度访谈以及对村民的问卷调查。

由于县干部、镇干部、村干部人数较少，因此采取了深度访谈的方式，而对村民采取了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首先，在对相关主体进行调查前，对将要进行的该村的所属的镇以及县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资料查阅与详尽的了解。其次，对县干部、镇干部、村干部进行了深度的访谈，详细的了解了村中民主治理的协同状况。这次的深度访谈是在2013年的7月份进行的，分别对2名县干部、1名镇干部、3名村干部和10名村民进行了面对面深度访谈。最后，在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设计了符合实际情况的问卷，进而对该村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调查是在2014年的1月份进行，总共发放问卷280份，收回266份，有效问卷241份，问卷总有效率为90.6%.

4.2因子分析。

按照如下步骤检测变量的信度和效度。

首先，我们用spss17.0软件分别对协同形成条件、协同运行保障、协同运行过程、协同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基本符合理论的推定。

第二，验证性因子分析。为了验证研究模型中观察变量是否能正确地测量潜在变量以及测量我们设计的模型的拟合程度，我们对文中的4个潜在变量分别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过程中Bagozzi et.al.

认为衡量收敛效度的方法之一是检验所有因素负荷是否达到显着水平。

Fornell和Larker认为可以因素负荷量大于0.5为标准来衡量收敛效度。经过Amos6.0产生的因素负荷表（见表4-2）可以看出，变量的负荷系数都大于0.5.我们对协同形成条件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的拟合统计量如表4-3所示，其卡方与自由度比（2cd f）值小于3,简约规范适配度指标（PNFI）和简约适配度指标（PGFI）值均大于0.5,调整后支配度指标（AGFI）、适配度指标（GFI）、规范适配度指标（NFI）、比较适配度指标（CFI）、相对适配指标（RFI）、非规范适配度指标（TLI）值均大于0.9,残差均方根（RMR）和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值均小于0.05,表明测量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同样对协同运行保障、协同运行过程、协同结果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其拟合程度都达到了良好水平。

第三，潜在变量的信度检验我们将Cronbach‘α系数、潜在变量的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平均抽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值大于0.7为高信度，小于0.35则为信度过低，组成信度CR大于0.6,平均抽取方差，AVE建议值大于0.5.而平均提取方差（AVE）越高，这显示有越高的信度及收敛效度，村级民主治理的协同机制模型中潜在变量的信度如表4-4所示。从表4-4可以看出，本研究的信度及效度良好。本研究的整体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919,说明本次研究分析所用的数据具有非常良好的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