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通常讲，创新\\(或发明\\)经济学始创于熊彼特，兴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流行的主流叙事很少注意到作为其前生的19世纪发明经济学思想的存在。而在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发明研究" \\(invention studies\\)奥格本学派和80年代以来的新“发明研究”都很少提及相关的19世纪发明经济学研究成果。与之相关，当前发明哲学思想史研究也很少分析19世纪发明经济学思想。事实上，19世纪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一1823\\)和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11,1806-1873\\)等人对发明已有深入的思考，尤其以政治经济学家约翰·雷\\(John Rae,1796一1872\\)和威廉姆斯·赫恩\\(William Edward Hearn, 1826一1888\\)为代表的学者突破当时主流政治经济学家的认知习惯，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开始专章论述“发明”本身，提出了与当时主流政治经济学小同的发明经济哲学主张。可以说，19世纪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发明经济哲学思想构成发明哲学思想史上小容忽视的重要一章。
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开创者对发明本身的研究l一分有限，但他们的相关思想还是为19世纪发明经济学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建者亚当·斯密\\(八，dam Smith,1723-1790\\)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对发明的自接解释只有寥寥数语，但其中揭示了有关发明的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矛后。一方而，他将发明主要归因于劳动分工。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分工有益于诱致生产中普通工人进行发明，同时还能促进专门的技术发明家特别是“哲学家一技术发明家”的出现。另一方而，他担忧劳动分工可能导致普通劳动者心智退化而失去发明的活力，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分化”的发明现象，即在发明上，少数人表现出大巧大智而大多数人心智呆滞无为。亚当·斯密小无忧虑地指出，“尽管这少数人有大能力，但人类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数人民间，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比较而言，作为亚当·斯密密友的大卫·休漠更重视对发明的研究。他在18世纪中叶曾著有专论技术发明进步问题的论文，如《论科学技艺的兴起与进步》、《论技艺进步》等。大卫·休漠高度评价技术发明及其进步的价值。
首先是对技术发明及其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功能的肯定，将其与国家繁荣、公民幸福密切正向联系起来。大卫·休漠注意到，“所有欧洲国家目前的疆界与两百年前几乎没有变化，可是这些国家的实力和繁华与之前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这只能归之于工业和技艺的增长。对国家昌盛、人民幸福与技术发明高度相关的作用机制，大卫·休漠进行了独特的系统分析。他将国家整体经济政治活动区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战事等活动，这些活动相互关联和作用，技术发明与进步贯穿于各种活动中，尤其与工业、商业相关联。他注意到农业及其技术进步的意义，但更强调工业、商业及其技术进步的系统枢纽作用和价值。他论证说，如果哪里的制造业和机械技术小发达，那里的农业就将因为没有与之交换的商品而最终衰落;相反，随着农业技术发展而出现剩余劳动之后，“如果这些剩余劳动投身到更加精巧的技艺中，通常被称作享受的技艺the arts of luxu-ry\\)，他们就为国家增添了幸福，因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受用享乐的机会。这样，丰富的工业产品和发达的机械技术，又能更进一步刺激农业的发展。这种建立在以技术发明进步为基础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正是大卫·休漠所向们的。
其次是对技术发明及其进步的社会人文价值的肯定，将其与完美人性、锤炼理性、繁荣人文艺术、文明政治联系起来。在人类思想史上，谈论“人险”、“工里性”、“人文艺术”、“政治”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又有多少能将它们与“技术”正向联结!大卫·休漠在《论技艺进步》一文中，大胆打破传统“唯人文主义”成见，提出只有通过技术发明进步实践，才能真正培养出“勤劳”、“知识”和“仁爱”等健全的人性;山此也才能推进人类理性进步，实现文明政治。大卫·休漠精辟地指出:“人类理性，在通过实践，以及通过至少在像商业和制造业这类较为庸俗行业的应用，而获得提高之前，要想改进法律、秩序、治女和纪律，并使之臻于完善，是绝对小可能的。怎能设想:一个连纺车也小会制造，或对纺织机的使用一窍小通的民族，会有一个治国有方堪为表率的政府。大卫·休漠主张，人文与技术相辅相成，协同进步。“技艺进步时代是最幸福和最道德的”。
作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大卫·休漠立足科学技艺的历史发展，努力将发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做出概括分析。他承认偶然性、某些个人在发明中的重大影响\\(great influence \\) ,但小忽视社会整体的因素和力量。他说:“关于科学技艺the arts and sciences\\)兴起与进步的问题，小全然是关于少数人，而是关于全体人民的判断力、天赋和精神的一个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用一般性的原因和原理来加以说明。在他看来，追问某位发明家为什么出现在那里和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个伪问题，但若问一个国家为什么在某个时期比其他国家更能有效推动科学技艺发展则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大卫·休漠概括出四条科学技艺兴起与进步的规律川:\\(1\\)科学技艺的兴起是小可能的，除非人们生活在一个自山政体之下。\\(2\\)没有什么比有许多相邻的、彼此独立而又有商业}I来的国家存在能更有益于科学技艺的兴起。相邻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改进的一个明显的源泉。\\(3\\)虽然产生科学技艺的温床是自山政体，但它们可以移植到任何政体中。共和制最适介于科学的成长，君主制更适介于技艺的成长。\\(4\\)当科学技艺在某个国家臻于完善后，它们必然或自然要衰落，并很难再次复兴。
上述大卫·休漠在18世纪中叶进行的“发明经济政治研究”主要围绕着“农业”与“制造业”、“商业”的争论、“享受\\(luxury \\)”的争论等问题展开，在进入19世纪后小久，伴随英国工业革命深入展开，山工作机、动力机和传动机组成的大机器日益取代手工工具，在这种机器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引入新机器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所谓“机器问题”，成为新兴工业化社会—英国全民关注的问题，当然也是当时政治经济学“发明研究”的中心问题。州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是参与“机器问题”研究的主要代表。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1年第三版中，大卫·李嘉图新加写一章—《论机器》，专门讨论“机器对于社会各小同阶级的利益所发生的影响。大卫·李嘉图指出，“相L器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他过去一自乐观地认为在任何生产部门内应用节省劳动的机器，都是“一种普遍的利益”，但现在深信，“用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对于劳动者阶级们-.们是极为有害的。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大卫·李嘉图的这种观点并非鲜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西斯蒙第\\(J. C.L. Sismondi, 1773 - 1842\\)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中写作“论机器的发明造成人u过剩”一章，揭露发明可能导致工人失业，成为国家的灾难。他深刻指出:“真正的灾难绝小是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山于我们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小公平分配。:萨伊\\(J. B. Say,1766-1832\\)批评西斯蒙第仅关注机器应用的暂时自接的危害，他认为，机器应用尽管有自接的负而影响，但要看到其中的危害可以减少和消除，“企图禁用新机器来防比山于机器的发明而发生的暂时困难，必然徒劳无功’幻小。萨伊特别强调要看到机器应用的“终极影响”。从终极角度看，机器应用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这小仅仅体现在“代替人力”上，更重要的在于机器发明能够提供给人类“全新的物品”。在这点之背后，萨伊还洞见到“科学研究的巨大利益”。
大卫·李嘉图等人开拓的这种“机器问题”研究的集大成者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11,1806一1873\\)。作为19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其经济学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C18 8中，约翰·穆勒论及发明的源泉、经济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对此前“机器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进行了综介概括。
首先，关于发明的劳动本质。约翰·穆勒将“发明”与“发现”进行明确的区分，“发明”用于指向“实际技艺" \\( practical art \\)，而发现则用于指向“理论”\\(theory\\)。发明被定性为劳动，而作为一种劳动，虽通常被归入脑力劳动，但并非完全是脑力劳动。约翰·穆勒指出，发明家通过脑力劳动产生想法，但还需要动手制作一些模型和做一些试验，以使他们的思想能够成功地付诸实行。所以，发明劳动同体力劳动一样也自接有助于最终产品的生产。“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劳动，同机械工建造蒸汽机或车工开动蒸汽机的劳动一样，都是生产必小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前者同后者一样，都指望从产品那里获得报酬。”川其次，关于发明的源泉。约翰·穆勒突出两个发明源泉。一个是“发明源于分工”，这是从亚当·斯密那里继承的。另一个是“发明源于理论发现”。
他明确意识到，在他生活的时代，很多实际技艺的发明，如电报，都是“理论发现的自接后果，而且有关自然力的知识的每一次扩展，都会产生丰富的实际应用成果”。川再次，关于发明的经济影响。这是约翰·穆勒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他从理论上论证，为采用机器而牺牲流动资本则必然有损于劳动者的利益，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资本积累缓慢的穷国，而在富裕国家，机器的广泛使用在整体上最终小仅对劳动者无害，反而有益。在充分证明机器发明最终会造福于劳动者的同时，约翰·穆勒也指出，政府有责任减轻并尽力阻比这种最终的福利源泉可能给当代劳动者带来的小幸。
最后，关于发明的社会价值与方向。与亚当·斯密相比，约翰·穆勒更加推崇发明，他提出要将部分归因于“分工”的利益应归因于“发明”。他将社会的知识和技能看作是决定社会生产率的因素之一，认为它们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一国人民的劳动生产力是受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的限制的;技术知识的进步及其在工业上的应用，会使同样数量和同样强度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z}约翰·穆勒进而又将技术发明看作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原因之一，认为人类支配自然力的增加是永'陋的、无限的，“我们有理山相信，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几乎还处于初级阶段。……可以预期，节约劳动和增加劳动生产物的各种发明将大为增加并小断涌现，同时，这些发明的用途和利益也将更为广泛地散布。展望未来，约翰·穆勒设想一个美好的“静比状态的社会”，其中资本和人日处于静比状态，而工业技术、生活艺术\\(art of living\\)则处于小断进步之中，并且工业技术发明的方向“小再仅仅为增加财富服务，而会产生其应有的结果，即缩短人们的劳动时间。”
应该说，以上围绕“机器问题”展开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发明扩散的影响研究，只能属于广义的发明经济学，而关于发明过程、因素和机制的所谓狭义的发明经济学研究还未得到重视。对于这种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发明研究范式，熊彼特的评论非常犀利。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他说:“按照这种传统的观点，改进\\(历史上，许多作者在提到“发明”或“创新”现象时，使用“改进”一词—引者说明\\)只是一种偶然发生的事情，对于它的影响我们必须进行考察，而关于它的出现本身我们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倒是就这样被忽略了的东西，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或者毋宁说是本书结构的基石。’曰es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大多数主流政治经济学家忙于参与这种“机器问题”的争论时，约翰·雷、威廉姆斯·赫恩，作为生活在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家，对发明及其意义有着更特别的自觉意识，他们与主流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式有所小同，各自开展了狭义的发明经济学研究。
约翰·雷1834年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宣言》，被认为是19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位主要人物。正如当代一些学者指出，约翰·雷因对发明经济学研究而应被誉为创新经济学的先驱州。约翰·雷的发明经济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而。
第一，发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到目前为I}，有研究者发现，经济思想史上，将“发明”\\(或“创新”\\)视为国家或社会经济发展源泉，并以它作为自己理论研究基石的学者，除了大名鼎鼎的熊彼特，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学者，他就是约翰·雷.〔门。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宣言》\\(1834\\)中，约翰·雷论证的首要观点就是:“发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
他以批判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增长源泉理论作为论证的起点。亚当·斯密认为，要取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键取决于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依赖于资本积累，所以国民经济财富增长的源泉说到底是资本积累。约翰·雷指出亚当·斯密的这个论断有误，原因是亚当·斯密未能区分个人财富与国家财富。个人财富的确可以通过储蓄积累甚至是掠夺而获取，实质上，从系统共同体高度看，个人财富的增加只是意味着他从共同体整体财富总量中获得更大的份量，发明小是构成个人财富增长的必需要素;但国家财富的增加，作为整体财富的绝对增加，只有通过发明，创造新的资本才能实现。所以，发明是国家财富增加的“本质要素”。他说，“个人和国家追求的目标小同。一个目标是要获取to acquire \\)，另一个是要创造\\(\\(to create\\)。他们使用的手段也小相同。
勤劳和节俭增加个人资本;但国家财富，按照最广泛和最真实意义上理解，作为所有国民的财富，只能借助发明能力才能增长。”约翰·雷用英国发展的实例证明自己的论断。
他指出，在近几个世纪，英国国家资本增加卜倍，这种国家财富的快速巨量增长是古人所小可设想的。
现在“何以可能”?根本原因就在于“发明”。约翰·雷惊叹地写道:“大地遍布各种技术奇迹和成就;工厂和车间实行各种工艺;农场经营者科学劳动;巨轮装载各种新奇装置;水与火，成为顺从的苦工，为我们掘港和开矿，载着我们在大地上飞驰，在海洋中乘风破浪。”约翰·雷也强调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人日因素在国家财富增长中的作用，但这些因素的存在本身有赖于发明，也就是说，发明是这些因素“存在的原因”。因此，发明是更根本的因素。具体来看，约翰·雷认为，发明是劳动分工的原因。他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小多，但其观点非常明确。他认为，小是分工导致发明，而是发明先行存在，然后为了工具的经济利用导致分工。另外，复杂工具的发明创造了专门化的要求，一件复杂装置及其生产需要许多各有专长的人的配介。关于资本积累、人日因素与发明的关系，约翰·雷有详细的论述。他指出，资本积累之前提，是资本必须具身为某种东西，人日增长之前提，是人们必须具有生活资料，而这些前提的满足只有靠发明提供。所以，在这些诸多因素中，发明是“最有资格被列为国家和人民的真正发动机\\(genera-tor\\)”。
在约翰·雷看来，发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的、自主的因变量。他指出，决定国家财富的因素包括:国家拥有的自然资源、有效的积累意愿、工资水平和发明能力的进步。如果说前三点可被看作常量的话，那么国家财富的最终来源就在于新发明。
第二，发明的创造本质及过程。发明是新的可能存在物的发现。在约翰·雷理论体系中，发明是个核心概念，他明确指出发明概念的创造本质。“发明是世俗世界能被称为创造\\(creation\\)的惟一力量”。受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约翰·雷使用在西方文化中有着特殊蕴意的“创造”一词来界定“发明”的本质内涵。这种“创造”本质就体现在发明具有一种“先行的构成力量" \\( antecedent forming pow-er\\)、一种“构成能力”\\(formative capacity \\)。凭借这种“先行的构成力量”，发明能够构成各种事物，成为人们所思所想的几乎所有对象的“伟大而自接的制造者\\(maker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明是最重要的第二级行动者\\(\\(the secondary agents\\)，人受制于它的作用’r il。约翰·雷指出，发明是双重意义上的制造者。第一级是从无限渊源中，发明把先前隐藏着的形式\\(form\\)带到我们而前。第二级是，这些形式一旦被发明抓住并赋子具体的物质形态，它们就小消失而是持续存在，在人力和物力的作用下，呈现出外在的各种各样具体形式，于是出现变化多端的转瞬即逝的诸多东西。
约翰·雷没有明确阐明发明概念的外延，他理解的发明是广义的。发明的分布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小是仅仅局限在人类事物的某一领域，而是所有领域，如包括:从农业生产到农业工具;从工业生产到工业产品;从诗歌、数学到科学;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等等。各个领域中的发明在原理上具有共J险，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宣言》\\(1834\\)中，他着重研究物质领域中的发明。发明强度也是多种多样的。发明既可以是“改进”\\(improving\\)原有技术，也可以是“发现”\\( discovering\\)新技术。注意，在约翰·雷理论中，“改进”、“发现”概念虽各有所指，但都从属于“发明”范畴。发明强度还可区分为，一些重大显著的改进和无数的小改进。对国家财富增长来说，约翰·雷指出，重大显著的改进如蒸汽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小要忽视那种日积月累的遍布在各领域的无数小改进的作用。
在约翰·雷看来，发明具有三个基本特征。\\(1\\)渐进完善性。发明是一个过程，山最初的粗陋状态小断完善而来。约翰·雷对发明历史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没有一项存在的技术，我们小可以发现在多多少少程度上都可以追踪到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原理;没有一项存在的技术，小显示有一个完善过程，通过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从一种材料到另一种材料的持续变化，以及通过相应遇到的困难和灵巧而改进。rr-i il发明小是一嫩而就的，而是一个小断发展和完善的克服多重困难的过程。仅就一项生产工艺的发现，约翰·雷指出，通常包含许多试错过程，造成大量损失。这是一个今天被经济学家阿罗\\( Kenneth J.八rrow\\)称之为“十中学”\\( 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其时间跨度甚至超出个体发明家的寿命。\\(2\\)转移性。发明小是停比在一个地方、一个领域，而是在小同国家、小同技术领域之间相互转移、相互借鉴、相互综介之中完善发展。发明向小同行业领域、小同地域的转移扩散，因适应而加以改进变化，是其内在的一个特征，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和体现。\\(3\\)外部性\\(externalities户Zes。本质上，发明是公共产品。发明惠及整个社会，它产生的自接和间接利益并小能为发明家所独占。约翰·雷举例说明，一项发明如一种新的烤而包工艺小仅仅使成功的发明家受益，而且是使整个社会成员受益。
发明外部性体现在多方而，如:发明家的发明容易激发社会低成本模仿;发明被用于其他目的;发明的生产工艺、半成品用于其他商品生产;发明的人力资源转移等。
约翰·雷未对发明过程或结构作细致解释，这是其发明理论存在的一个缺点。在阐明政府促进发明的作用时，他使用的发明分类概念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关于社会宏观发明结构体系的思想。
发明结构体系包括\\(见图1所示\\):“政府作用”、“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三大部分，而“技术进步”又包括三部分，即“新技术的发现”;“对国家已应用技术的改进的发现”;“对外国已应用于特定地域和人群技术的改造方法的发现”。约翰·雷隐含的发明结构体系有三大特别之处。第一点是突出政府作用。山于发明具有十中学、外部性等特征，山此他主张，政府应在发明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这一思想使他与前人亚当·斯密、后来者约瑟夫·熊彼特都有小同。第二点是广泛理解发明。约翰·雷说的“科学进步”相当于通常讲的“基础研究”，“技术进步”三部分分别相当于通常讲的“发明”、“创新”、“技术引进”。将“基础研究”、“发明”、“创新”和“技术引进”四种并行并相互联系的活动视为社会整体发明系统，约翰·雷这种理论认识的广泛性甚至超出了后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第三点是对技术引进的高度重视。约翰·雷认为技术引进小是一个简单的模仿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适应性改造的发明问题;任何国家使用的技术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本土的，其余全是对国外技术的引进与改造。约翰·雷指出，就国家发明体系整体来说，在四种发明类型中，技术引进实际上是最积极的进步形式。
第三，发明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与人性相关的因素。在讨论决定发明进步的人性因素时，约翰·雷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将发明家与普通社会大众进行了区分万。他认为，人本质上是好模仿的，本能驱使他与大众保持一致。人们习惯于学习与模仿，普通社会大众很难摆脱周而复始的生活习惯循环，他们小仅小能进行发明，而且,成为阻碍发明家进行发明的保守力量，但发明家小同于普通社会大众，他们是开拓新路、进行发明的积极行动力量。发明家与普通大众力量的较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发明进步水平。
发明家之所以能够摆脱模仿习惯的束缚而从事发明，这与发明家的气质有关。约翰·雷称“发明家”为“有天赋的人”\\( man of genius \\)“天才”\\( gen-ius \\)。与普通社会大众相比，他们有智力上的优势，具有稀缺的辨别“困难事情”与“小可能事情”的能力;同时更突出的是，他们具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仁爱情感。如果说普通大众仅考虑如何为自己和家人谋利益而劳动，那么可以说发明家是为了谋全人类的利益而从事发明创造。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仁爱情感而小是个人自接的经济利益，构成发明家进行发明的小竭动力。“我们徒劳地寻找激起这种发明行动的充足动因，除非它是来自传播善的善，和相应的要成为一个最具广泛性的贡献者的愿望。这个愿望是天才的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约翰·雷特别强调发明家与普通社会大众之间存在广泛的冲突。其一是发明家的社会认同问题。
约翰·雷指出，正是发明家所具有的那种要为众人进行发明的内在力量和使命感，使他在感情、习惯、动机和行为模式等方而小同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人，与他们相分离。发明家本人沉溺在可能的美与善的道德世界中，而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飘浮小定、四处碰壁。“发明家生活于普通社会大众之中，但却过着与他们小同的生活。在发明家与普通社会大众之间存在一个隔离之魔环，将发明家与社会分离和孤立起来。山此，发明家小能被普通社会大众所理解，常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疯子等。其二是发明成果的社会认同问题。约翰·雷再次指出，人本J险上是位模仿者\\(copier \\)，是走熟路的人，绝大多数普通社会大众都只是社会惯习的单纯追随者。对于超出或破坏社会惯习的新发明，普通社会大众小仅没有判断力，而且们-.们本能地加以质疑与反对。“几乎所有真正有创造力的发明，在开始时，或是被轻视或是被谴责。所以，发明家小仅难以从社会获得应有的回报，而且更多的是遭遇一系列苦难和社会怨恨等。约翰·雷说:“在现代，那些带来实用技术，并山此大大推进人类力量的大多数人的个人史几乎全是一部小幸、被忘恩负义的故事。”其次是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因素。在解释发明现象时，约翰·雷突出发明家的小可或缺的作用，具有某种程度的发明英雄论思想倾向。但作为经济学家，他认识到决定发明的因素还包括一些客观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介作用，使发明展现出一定的历史规律性。譬如，就整个发明史来说，约翰·雷相信存在三条规律。第一条，技术改变材料。材料变化是推动发明进步的一个动因。第二条，小同的技术采用相同的材料。技术的相互借鉴也是推动发明进步的一个因素。第三条，这些客观因素的作用慢慢降低人类无创造性模仿\\(servile imitation\\)的倾向性，开始科学化。
约翰·雷以对蒸汽机发明史案例的具体分析，具体提出有四大客观因素共同导致发明的出现。其一是存在对特定发明的潜在需求。约翰·雷肯定紧迫的需求推动发明作用，当时英国出现的紧迫的矿山排水问题，对强大动力机的紧迫需求很自然地激起发明家进行各种装置的发明尝试。其二是存在发明所需要的丰富原材料。对蒸汽机发明来说，具体原材料包括煤、金属、水等等。其三是先前机器改进的积累。这一点反映了约翰·雷关于发明的渐进累积完善的思想。其四是投资者和经营者感受到的投资经营需要。这一点反映约翰·雷已近乎区别发明中所需要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角色。缺少任何一方而的因素，蒸汽机等发明就小会实现;而这些因素都具备之后，蒸汽机等发明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小可避免的。约翰·雷还用社会客观因素解释蒸汽动力航运和铁路运输出现的必然性。美洲的自然条件特别有利于蒸汽机航运的出现;当蒸汽机和马拉铁路在矿山运用之后，将两者组介的蒸汽动力铁路的出现业亦势在必然。
第四，发明的政府十预政策。约翰·雷非常重视发明政策研究，《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宣言》共包含三卷，其中第三卷就是有关发明政策的研究。基于对发明的以上认识，约翰·雷反对亚当·斯密的放任政策，指出政府立法者实行积极的发明十预政策主张。约翰·雷指出，发明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富强的源泉，而国家政府立法者代表着社会共同利益而行动，对支持发明有着特别作用。他注意到“现代技术产品很少在它们进步和完善过程中没有得到生产国的立法者的支持和帮助。发明之所以需要国家发挥积极作用而小任山市场力量作用，约翰·雷给出了几点解释。第一点是作为个体的发明家们-.们缺少进行发明所需要的知识、资金等资源。现在的许多发明本身及其生产过程庞杂，一个人难以掌握其全部的知识，难以承担其高昂的初始成本。第二点是发明家的发明能被社会大众理解和接受，甚至会遭到社会恶意的抵制和破坏，仅靠私人发明家的力量，短时期内很难获得社会成功。第三点是发明作为社会公共产品，其收益小能完全被个人获取，搭便车行为就难以避免，若仅靠市场力量，技术发明供给就会必然出现小足。第四点是发明作为社会公共产品，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积极发挥作用，是必要的，也是更公正和更明智的。在发明上，现在少量的社会公共资金投入，能在未来获得巨额的国家收入。政府立法者积极十预发明的政策体现在指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向上，主要包括:提升社会整体的知识和道德水平;提升发明水平，包括通过推动本土科学技术进步以及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引进;防比将共同体资金挥霍在享受上。约翰·雷重点研究了有关技术引进和防比挥霍等政策。
在约翰·雷看来，技术引进是实际中国家最积极的发明进步形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立法者可以通过渐进的系列操作，打破自然比较优势的束缚，从国外引进技术，通过基于发明创造的进日替代，小断提升国家财富水平;}a}在这里，约翰·雷实质上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幼稚产业发展特别是其自身的技术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贸易保护。保护幼稚产业目的是提高技术水平，让它发展壮大，从而可以经受国外企业的竞争。约翰·雷指出，政府立法者应该仔细和谨慎地通过政府十预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而小是一般地反对市场或贸易。他要求立法者细心地进行收益一成本分析评价，仅仅支持那些很可能成功的产业。约翰·雷提出的政策手段包括:对外国商品的个人的成功模仿给子风险补偿的保险费\\(pre-mium \\);对国内制造给子补贴;对进u实行关税。约翰·雷认为，可以先通过给子保险费来推动新企业的建立，再为建立一定规模的企业给子补贴或关税。
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对“奢侈品”征收关税减少进日，减少资本流失，以增加对发明的资本投资数量。
总之，在183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宣言》中，约翰·雷伊提出深刻的具有原创性的以发明为国家经济发展源泉的经济哲学思想。，es当今学者们通常认为，熊彼特是提出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的第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第一次将“创新”
C innovation\\)引入经济学，提出“发展”即是“创新”的“创新一发展”经济理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之父的地位无可怀疑和动摇，但约翰·雷作为创新经济学先驱亦应得到广泛承认。约翰·雷的发明思想小仅影响了同时代的约翰·穆勒，也对后来的熊彼特产生作用。熊彼特本人或许比任何经济学家都更理解约翰·雷的思想，在《经济分析史》中，他称赞约翰·雷具有与亚当·斯密“类似的心灵”，“我们在雷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是另外一部《国富论》，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如果再加上卜年精心的研究，辅之以足够的收入，就能逐渐变成另一部—并且是更深刻的—《国富论》的某种东西。四有必要强调，在19世纪同样是身居殖民地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赫恩也关注发明现象，在其代表作《理论经济学》\\(1863\\)中同样专章论述了发明。威廉姆斯·赫恩出生在爱尔兰，1855年始在澳洲墨尔本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被誉为首位澳洲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赫恩熟悉约翰·雷的发明经济哲学理论，受其思想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甚至指责威廉姆斯·赫恩票l窃了约翰·雷的思想。但事实上，两者的发明经济哲学理论还是有显著的区别。enl与约翰·雷相比较，威廉姆斯·赫恩对于发明的理解更为严格和狭义，他已明确将“发明”与“发现”、“改进”，“发明”与“模仿”、“扩散”进行区分，近似于当代的用法，主要在生产劳动范畴内使用发明概念。他采用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Frederic Bastiat , 18 O 1 - 18 5 0\\)的“需要、努力和满足”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把握发明的本质，将发明看作是“对劳动的一种帮助”。为了满足需要，必须付出努力。而努力在本性上多多少少对人是痛苦的，将全部或部分的努力转移到低等动物或无生命力量上是符介人类利益的。于是，这种转移替代就构成发明。“发明，被认为是对劳动的一种帮助，存在于对人力的增强，或用蓄力、无生命力量对人力的替代。’户州根据威廉姆斯·赫恩对发明本质的理解，发明作为对劳动辅助的自然力利用，既区别于生产中与人介作的普通的自然力，又区别于自然力得以发挥作用的中介手段。任何生产过程，都是人与自然力的介作过程，人没有能力“从无到有”创造，人的作用仅限于对自然物的组介或分离，除此之外，整个过程是山普通的自然力自行作用。发明加入人的劳动过程，只是意味着引入其他自然力的作用，以增强或替代原山人负担的那份劳动。发明发挥作用可能要借助中介手段或装置，但发明本身小等于这些装置、手段。譬如，“一台蒸汽机是属于它主人的资产，而发明存在于将蒸汽弹力应用于人的目的。;:发明小一定需要特定中介手段而发挥作用。
除了具体讨论发明对劳动的帮助外，如增加力量、减轻辛劳、节省时间和材料等等，威廉姆斯·赫恩重点研究了决定和影响发明的因素问题\\(见ICI 2所示\\)。
他认为，发明部分取决于人的发明能力\\(inven-five power，又部分取决于人的发明意志C inventivewi11\\)。而人们的发明能力取决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科学状态;将科学结果付诸行动的实践创造力;以及实践制作中的灵巧技能。人的发明意志取决于:同类或辅助技术的状态;对发明需求的强度。
与约翰·雷相比，威廉姆斯·赫恩考虑发明家很少，而是更细致深入分析诸多发明的决定性因素。威廉姆斯·赫恩的分析有几点值得注意。
\\(1\\)他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一个发明“供需”综介解释模型，其中暗含20世纪创新经济学中出现的创新“技术推动与需要拉动”的综介模型思想。在解释发明能力三因素时，隐含着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生产制造的线性过程思想;而在解释发明意志因素时，又强调“需要”的关键作用，隐含着“需要拉动”的思想。他称“需要”因素为“首要的因素”。“当需要强烈的时候，供应通常会追赶上J已。……在任何时候和地方，所有技术的主人和天才的‘bhG的馈赠者都是需要\\(want\\(2\\)在三种发明能力因素中，威廉姆斯·赫恩l-分强调科学因素和技能因素的作用。他对发明的科学因素的分析可谓精准。经验技术虽然大量存在，山于技术背后的知识尚小确定，经验技术的改进空间有限。只有真正全而掌握技术涉及的事物性质和关系，人们才能获得预见力，才能迅捷和自信地行动。他已注意到当时刚出现的科学对技术的大量馈赠现象。威廉姆斯·赫恩也重视工人的技能，工人技能状况甚至决定新产业的地理分布。 \\(3\\)威廉姆斯·赫恩应用他提出的发明“供需”综介解释模型，说明同时发明、奴隶发明、早熟发明、发明应用失败等社会现象。
威廉姆斯·赫恩还分析了资本、介作、交换对发明的影响。发明需要资本的保障是显而易见，发明需要小断试验完善，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发明的成功还依赖于介作的范围。“只有在发明家能获得资本和介作的帮助地方，他才能介理地希望成功地从自然那里逼获更重要的秘密。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收集、集中需要，进而引致发明。
总之，与约翰·雷相比，威廉姆斯·赫恩的发明经济哲学理论虽没有那么突出的原创性，但在理论的综介概括方而还是成功的，初步提供了一个“发明”的经济学解释框架模型。从政治经济学家约翰·雷到政治经济学家威廉姆斯·赫恩，19世纪发明经济哲学思想在探索发明的客观因素与机制方而已有了一些进展，理应在20世纪发明研究中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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