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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体验探究
【引言】半殖民语境下都市体验文学研究引言
【1.1】欲望和速率下的疏离感体验
【1.2 1.3】渴望与残破中的压迫感与被放逐感
【2.1】 “物”与“人”转喻中的物化体验
【2.2 2.3】身心相容的温情体验与哀欢交加的纯情体验
【第三章】质疑启蒙的自省式体验
【结语/参考文献】穆时英都市文学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3 章 质疑启蒙的自省式体验
在上海半殖民的都市语境中，男女主体或产生压抑性的眩晕感而疏离于城市，或在“人”与“城”的互喻中体验一个多维的都市女性世界，同时被西方侵略的殖民现实所引发的“启蒙/革命”活动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穆时英并没有盲目地给予这些反抗活动以意识形态的定论，而是以相当审慎的态度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引发了对传统启蒙意义的质疑。但是他并非为了逃离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才有所质疑，而是以都市底层反抗者的自我意识和人性本真的一面为出发点，质疑传统的“启蒙/革命”范式，从而传达出一种自省式的都市体验。
3.1 “自我化”的“待启蒙者”
穆时英早期小说《南北极》被左翼文学界视为普罗小说之白眉，这足以说明该文本中隐约蕴含着启蒙革命性的表象特征。但是其中的有关启蒙的因素却有待细致的考察，如果我们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就会发现二者本质的区别。小说集《南北极》中的《黑旋风》《南北极》《我们的世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这几篇共同反映出底层人们的反抗活动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类似革命的过激行为，但正如李今所述，这些作品中的“无产者既不是俯首帖耳、听命于人的待启蒙的对象，也不是被启蒙后汇入到革命洪流中的力量，而是流动在社会底层，听凭自己本能支配，为满足自己的本能敢于破坏一切的一股盲目的冲动，与左翼意识形态所假定的群众毫无共同之处，因而被冠以流氓无产者的意识而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①从中可以见出穆时英文本中的反抗者与革命小说中的“待启蒙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显然这些反抗者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其在反抗斗争的活动中占有更多的话语主动权，因此也就颠覆了传统的“启蒙/革命”话语。
在穆时英的反映底层人们斗争的小说文本中，这些反抗者显然属于社会中的独立群体，与古代文学《水浒传》中描写的一百零八将颇为相似。我们仅就穆时英小说《黑旋风》的叙事风格就能看到明显的《水浒传》的特点，不管是文本的叙述语言还是人物的对话都展现出一种洒脱不羁的放浪之感，人物脱离常规的社会制度约束，而这种放荡形骸既体现出这些底层反抗者的个性化追求，同时反衬出其与传统的启蒙意识形态的格格不入。《黑旋风》中这样描述主要人物“汪国勋”:“汪国勋！这姓名多漂亮，多响！他是我们的老大哥。《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都说得出；据他自己说，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四书'五经,但他的父亲一死，他所讲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
①这个人物虽然拥有一个代表着为国建功立业的伟大理想的名字，然而他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却与此名字毫不匹配，他只不过是上海周边小城镇的打工者，他盼望的美好生活就是与从小青梅竹马的人儿一起生活，他的朋友们也都是一些善于打抱不平的讲究江湖义气的哥们。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响亮的名字所蕴含的崇高理想与男主人公所经历的平凡生活就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突显出男主人公积极经营个人生活的性格。看似极其平凡的个人生活并未掩盖他们极具活力的反抗精神，似乎这种反抗精神与生俱来，完全不受社会规范约束。如黑旋风口出狂言道：“等着，看老子的，总有这么一天，汪大哥带了兄弟们给逼上了梁山，坐起虎皮椅，点我带十万大兵来打上海，老子不宰了你。”
②这样放荡不羁的生活显然与革命小说中的革命理念相背离。而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场景：下班后兄弟们喝着茶等着牛奶西施的闲适，共同说笑着回家的兴奋等等场景。这样的生活场景似乎是出于和平年代里的和谐画面，以至于使读者读到这里觉得会有一种时代错乱的感觉。只有在最后巡警出现的镜头里，我们方才知道这些闯荡江湖的好汉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制度的约束。
尽管这些重情重义的闯江湖者遇到了现实中的一些挫折，却不曾退却，仍然执着追求内心单纯的信仰--自由洒脱的生活。“我”为了大哥而与那些学生们打架而酿成了祸端之后，虽然经历了残酷的肉体折磨，但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坚定的信念。而这种未来生活并非左翼革命启蒙所规划的建立某种制度国家的光明生活，尽管在他们周围并不缺乏作为启蒙的潜在因素。例如他们也有幸接触到在本地接受新式教育的大学生，但是他们的相遇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他们不但没有成为接受革命启蒙的待启蒙者，反而对一些与启蒙相关的思想与行为给予了冷漠甚至仇恨的态度。这种不受外界干扰且执着于自我生活的生命状态虽然在半殖民地的上海略显不合时宜，但这也不失为一种别样而充实的生活选择。
时英的反映底层人们反抗的小说集《南北极》与其他的左翼革命启蒙文学唯一相似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些反抗者永远是主要角色，不同的是这些左翼文学中的反抗者们往往有一个或者多个革命的领路人，他们就是所谓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正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指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在穆时英表面类似的小说中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角色，但是并没有赋予其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也就淡化了启蒙者的左翼革命意识。同时，如有论者指出，“从形式上来看，启蒙乃是一种话语运动。启蒙者通过话语的力量向被启蒙者宣告什么是理想的人生，你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是合理的制度，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合理的制度。”①在穆时英的小说文本中，启蒙者与待启蒙者虽然也保持着一种对话关系，但这种对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劝说与接收的关系，待启蒙者有自己坚定的反抗信念，且在对话的过程中透露出对启蒙者自以为是的嘲笑。
譬如在《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一次出海打渔出现重大的伤亡事故后，底层民众掀起了一场反抗活动。尽管在此文本中作者也安排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当做他们的指挥，这位唐先生似乎也非常热心，不断的献计献策。显然唐先生这时正在像其他启蒙者一样试图热情地控制着斗争发生的方向和节奏，但是作者并没有将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化到这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之中，这位启蒙者所说的只是一种斗争策略，并没有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目标，并未将这次较大规模的反抗上升到为官方民族国家而斗争的高度。斗争的口号只是要打倒某某恶人，绝口不提关于破旧立新的话语，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因而也就回避了左翼文学所主张的革命启蒙。显然小说文本中这个有关反抗的社会问题并未得到政治性的转化。
正如有论者指出“如果不能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那么政治永远都是少数人的政治”.①同时，启蒙者与待启蒙者虽然在“反抗”这个社会问题上达到了共识，收获了看似有效的对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者在这些底层人中树立起了威望。文本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唐先生自以为是的启蒙者角色，在这些反抗者看来，在某些时刻竟然显得多余起来。如文中所述，就在唐先生热情洋溢地发动群众斗争时，一旁的听者便不耐烦起来，认为为了生存而反抗是他们自认的人生信条，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强调。如此的对话也表现出“待启蒙者”对所谓启蒙者身份的质疑，这种质疑并非一种相互之间的隔膜，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愚昧的民众对启蒙者牺牲的视而不见。而是在“待启蒙者”看来这是一种毫无价值和意义的沟通，是一种无需沟通的沟通。诚如有论者指出“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谓”启蒙“不仅指让别人接受某种观点，而且指让别人真正认识到某种观点的正确性。启蒙要人接受的不是意见而是真理.”②在这里，底层的反抗者拒绝接受启蒙者传授的“真理”,也就是拒绝承认自己的“待启蒙者”的含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身份，从而瓦解了传统的“我”启“你”蒙的知识与行为范式。
穆时英小说中的上海底层社会的反抗者不仅有自己独立的反抗意识和反抗初衷，而且对于扮演启蒙角色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一番独到的审视。他们将自身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与参加革命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被束缚于一定的立场中的非自由状态相比较，在突显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对这些所谓的启蒙者加以掺杂着些许同情心的嘲讽。由此表现出作者对启蒙者画地为牢的质疑。
在《我们的世界》中，穆时英以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海盗李二爷的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其旁边还有一个倾听者--某先生。李二爷开头就明确的宣告了自己的“生存哲学”,认为他们穷人的世界自有他们自己的活法不用所谓的先生插手帮忙。这样开门见山的对话首先就表明了李二爷的立场--坚守无需他人援助或干涉的自由世界。然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与有钱人为敌的惊险而刺激的交战始末。李二爷自我反抗的世界充满了历险和期待，自己也非常享受那个自由的世界。然后李二爷话锋突转，对某先生说道：“咱们不靠天地，不靠爹娘，也不要人家说可怜--那还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吗？先生，说老实话，咱们穷人不是可怜的，有钱的也不是可怜的，只有像你先生那么没多少钱又没多少力气的才真可怜呢！顺着杆儿往那边儿爬怕得罪了这边儿，往这边儿爬又怕得罪了那边儿！”
①此番话恰好道出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尴尬。作为一个潜在的启蒙者，知识分子首先要选择队伍，这意味着要部分地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当融入社会革命的大潮后多少都会部分地丧失独立思考的自我觉醒与反思，正如有论者指出“随着历史进程的持续演进，独立个体的声音日渐被整齐划一的群体的声音所淹没，以个体本位为前提的启蒙，从屡遭质疑而最终趋向于为人们所彻底淡忘。事实证明，由于独立个体的退位，整体的社会革命除了为新的民族国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之外，其并没有达到使每个个体都能够得以精神自觉的实际效果”.
②在穆时英笔下，虽然底层人们的反抗斗争貌似已经成为洪大革命潮流的组成部分，但他们仍旧坚守自己的精神世界，相对革命潮流而言他们仍然是属于自己的“个体”,能够保持原本的“精神自觉”;而选择站队的启蒙者反而失去了自由，部分地丧失了独立的自我。某种意义上，此时“待启蒙者”已站在启蒙者的位置，而作为启蒙者的先生却被启蒙了一番，从而颠覆了中国传统启蒙的结构--知识分子/普通大众。显然这样的反抗斗争业已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半殖民地上海的另一种景观，表面上这种底层人们的反抗斗争与启蒙革命的洪流不谋而合，但这些所谓的“待启蒙者”却对这场斗争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相较于那些盲目喊着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革命口号的人，显然这是一群更加自我和自醒的人。
由此我们重新认知了一种颠覆传统“待启蒙者”的社会角色，而正是这些人向我们传达出了半殖民都市上海的一种自省式体验。
3.2 启蒙者对启蒙自身的质疑
如果说上述待启蒙者对启蒙者的怀疑态度表现出半殖民上海底层人们的一种自我化的都市体验，那么以下将要论述的启蒙者对启蒙自身的质疑则传达出都市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省式体验，尽管二者的都市体验不尽相同，但在深层次上，都表现出作者对半殖民上海都市“启蒙革命”景观的理性剖析。
鲁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曾经表达了对启蒙的担忧与质疑，正如“娜拉走后怎样”,在冠冕堂皇的启蒙教化之下，除了增加当事人的痛苦之外，糟糕的现实状况似乎并没有改变。而处于相同时代的穆时英对于半殖民上海的启蒙活动状况发出了类似的质疑--启蒙真的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困境吗？
在《上海的狐步舞》中，穆时英特别描述了一位左翼作家为寻求写作素材，混迹于上海都市夜景的场面：“作家心里想：第一回巡礼赌场第二回巡礼街头娼妓第三回巡礼舞场第四回巡礼再说，《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艺月刊》第一句就写大马路北京路野鸡交易所……”①穆时英在此将作家的心理活动生动地描述出来，这种心里正好展现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功利之心--仅仅把他们不幸的遭遇当做写作的素材，并以此表明自己正确的启蒙觉悟。但显然穆时英对此种启蒙的方式提出了怀疑，就在作家为巧遇能够表现底层人民的困难的写作素材而暗自庆幸时，小说文本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位老妇人以让作家为其念信的名义将其带到自己的身边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即用媳妇的身体换来俩个人得以糊口的食物。在左翼作家看来描写底层人民被压迫的生存状态是革命启蒙文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启蒙方式。但女人们为了生存不惜向启蒙者出卖肉体的现实，则颇具讽刺性地质疑了所谓的启蒙者的角色以及启蒙本身的有效性。
文本中这个作家要启蒙的对象很可能只是能够读到他的文学作品的读者或者就是当事人自己，对于深陷生活困境的当事人来说如此启蒙却显得非常无力甚至多余。这两个女人此时此刻想的只是如何能够安身保命，她们热情的态度同时说明了她们急于摆脱穷困现状的心切，然而作家此刻只是僵在那里，作为启蒙者的他此刻似乎被觉醒了，对半殖民都市上海的底层社会有了真实的了解。正如有论者指出“一旦觉醒就能看见现实，人可以在清晰的现实关系中获得彻底真实的了解。”②这种“被启蒙”的觉醒同时透露出穆时英对这个寻找写作素材的启蒙者的一种讽刺。席勒认为凄厉的讽刺诗的诗人“或者生活在颓废的时代，亲眼看到了令人可怕的道德败坏情况，或者亲身遭遇到种种不幸，使他的灵魂充满不幸。”③而穆时英就是生活在半殖民上海这样一个颓废环境之中的讽刺诗的诗人。穆时英在此并没有进一步交待事情发展的后续进展，但仅此一个情节的设置，就足以勾起读者复杂的情感与联想，从而陷入对革命启蒙本身的思考。穆时英无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启蒙手段和启蒙效果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一些底层人民因受启蒙影响而成为革命大军的一员，但是底层民众因多种无奈和现实问题而无法加入革命洪流的状况却鲜有人表达。穆时英并没有一味地描写这两个底层妇女的悲惨境况，而是巧妙地让其与代表启蒙者的作家进行对话，对话的内容一个是精神上的启蒙，另一个却是物质上的生存需要，可以说这样的对话仍然是无效的，当启蒙遇上基本生存的需要时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在某种意义上，穆时英此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与鲁迅的看与被看模式的系列小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文本中的作家为了寻找写作素材，因而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看客而已，这两个受难的女性则构成被看的对象，脱离文本之后还有作者和读者的眼睛同样在看着发生的一切，于是这个作为启蒙者的作家又成为被看的对象，只不过这种看带有鲜明的质疑色彩，同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和文中的作家此刻又反映出一种启蒙者对于自身的理性审视和质疑。
穆时英的小说文本中不仅有以看客身份出场的启蒙者，而且还有亲身参与启蒙的现代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将革命的启蒙口号转换为实际行动，只是其从最初的革命动机到参加革命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被动和疑惑。《pierrot》中的主人公潘鹤龄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参加革命运动之初信誓旦旦，热情高涨，然而他在斗争获得短暂胜利的第四天就被革命内部的同胞出卖了。
如果说被捕入狱只是革命过程的一个小小的打击，那么被捕之后的归来却让主人公对革命本身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当主人公受尽皮肉之苦重返革命队伍后，迎接他的并非想象中的热烈场景，而是一种异样的神情，“里边坐着的五个人全给吓得跳了起来，看见是他，全摆着诧异的脸色。”
①并毫不怀疑地认为他已经变节投降了。显然潘先生所在的革命本营已成为一个群体，这些“聚集成群的人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
②在他们的想象的观念里，被逮捕的同人牺牲掉总比活着回来更有价值，而且这些人之中没有一个愿意了解当事人的经历和感受，对于潘先生来说这样的冷漠态度就如同实施冷暴力一般，他们的行为和态度不仅让我们为潘先生感到委屈和不公正，并且对革命启蒙者的角色感到失望。正如李欧梵所说“这个可怜的丑角在上海的这一长长的知识分子式游历，可以被视为一个冗长的讽刺。穆时英也许本打算把它写成一个关于上海作家的讽刺性群像，或是对五四姿态的另一种反嘲，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蜕变成了一个革命者。”
①潘鹤龄的遭遇无疑使我们想到鲁迅先生小说《药》的革命者夏瑜，他的牺牲遭到愚昧百姓嗜其血的无视，如果这说明了鲁迅先生从待启蒙者的角度发出的对所谓启蒙的质疑，那么《pierrot》中的潘鹤龄遭到革命内部同胞的鄙视的遭遇，则说明了穆时英从启蒙者的角度对革命启蒙本身的质疑和一种拒绝。如论者指出“结尾处的这一设计对革命进行了讽刺性描绘，着意凸露其荒诞、令人无法理喻的一面。在这一不乏尖刻意味的嘲讽中，革命和激进政治运动的价值意义被解构了，尽管没有明确的替代性方案出现。”
②考虑到穆时英的小说集《南北极》起初被左翼文学界冠以的“普罗文学之白眉”的称号，左翼批评家站在启蒙革命主义的立场上来解读穆时英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潘鹤龄显然有作者自我的身影。而潘鹤龄这种戏剧性的命运则表明穆时英虽然置身于 1930 年代上海革命启蒙的时代语境中，却并不代表他对当时的革命启蒙运动的轻易接受，更并非全盘接收进而将其作为一种信仰，显然他对信仰或主义持审慎的态度，正如他在《关于自己的话》中所说，“谈到信仰绝不是对于某种思想或主义的情感的崇拜与接受，而需要理智地探讨。”
③一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的自省，使穆时英对左翼文学的激情与喧闹保持着一份警惕与清醒。正如论者指出“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基本代表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试图超越特定阶级的限制，反对文学与政治完全认同，坚持个人的独立性和艺术的独立性”.①尽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半殖民性是一个被西方列强侵略的象征，上海底层人们的反抗斗争与当时的革命启蒙活动洪流相汇聚，但是在穆时英笔下，他们反抗的初衷和和落脚点却与明确而宏伟的民族革命目标相距甚远，他们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自有其一套自我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态度。底层的“待启蒙者”为了生存向启蒙者出卖肉体，则犹如当头棒喝使启蒙者对启蒙的意义产生怀疑。
而启蒙者之间出于单纯感性的信仰或者主义，而盲目地对启蒙成员进行人身侮辱和人格攻击更显示出了人性恶的一面，由此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启蒙者自身形象的质疑。穆时英所展现的这幅关于上海半殖民地的“待启蒙者”与“启蒙者”的自画像，无疑表明了他对这座都市的近距离的审视和理性剖析，从而表达出一种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省式都市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