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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葛翠琳童话世界的特点探析
【引言 第一章】葛翠琳童话的创作溯源
【2.1】葛翠琳童话纯美的精神境界
【2.2】葛翠琳作品鲜明的创作风格
【2.3】葛翠琳童话虚实的形象刻画
【2.4】葛翠琳小说独特的语言艺术
【第三章】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结论/参考文献】葛翠琳童话创作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三、 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一）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时代的车轮碾过，多多少少都会在文学的土地上留下那车轮碾压的痕迹，无论是作家、文学作品还是理论研究，其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时代的影子，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作家、作品和理论研究本身就是历史时代的影子。童话作品也不例外，在作家创作作品的同时，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已经是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童话作为传承文学化的纽带之一，从中我们不但可以察觉出背后久远的文化因子，也可以探究出作品创作时代的突破因子。童话在文化的传承方面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作为中国童话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葛翠琳独特的童话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烙印。
悠久的民间文化承载着无尽的历史，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的不竭的资源和动力。美国作家弗吉尼亚·汉弥尔顿说，她继承了古老的传统，用故事作为保留传统的手段，故事在她手里成为了一种魔力，成为一种能源，她将这种魔力和能源传达给那些阅读的人。葛翠琳的童话故事也有着同样的魔力。她曾经吸取过无数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至今，她还可以随口说出一些民间的谜语、谚语等，例如嘴的谜语，“红门楼白门槛，里面住个馋小孩”;眼睛的谜语，“开窗闭窗，里面住着一对娇姑娘”;茄子的谜语，“紫溜溜树，紫溜溜花，紫溜溜手绢里包芝麻”.不论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还是在童话创作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的“蝴蝶效应”.葛翠琳在过往的生活中累积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她将它们“精挑细选”地溶入到童话世界中，在激发和唤起儿童好奇心的基础上，让凝聚着历史文化的故事在儿童中间不断地被传承下去，不但滋养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而且又将传统的文化以一种潜在的艺术形式被继承和发扬光大，不断彰显中国童话独特的艺术魅力。
《沉默的证人》是根据北京传说天安门前的华表改编而成的，故事讲述的是老石匠建华表的故事，其中用顺口溜将老石匠刚刚雕刻完成的华表形象展现出来“一对挺直的圆柱儿磨出来，上边精雕细刻，一对石龙盘柱仰天立，张牙舞爪驾浮云，云彩朵朵像花瓣儿，拖着龙须把头伸。”故事将龙描绘的栩栩如生。葛翠琳想要以简单直接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性，可以通过龙这个中国特有的艺术元素的刻画来证明其存在，这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的衍生。
在葛翠琳大量汲取民间营养的基础之上，她将民间故事进一步地揉捏和拉伸，加入时代的创新元素，童话也就富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在《抬花轿》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中国悠久的婚嫁风俗文化自然地融入到故事中，但是为了符合时代的审美标准，也符合儿童们的审美情趣，葛翠琳以拟人的小动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通过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形象，将童话故事的怪诞离奇展现的活灵活现，为这篇童话增添了许多的新意和意想不到的和谐灵动之美。
一路走来，葛翠琳的童话创作历程中，无论是作品主题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语言文字的表达等等，其中的独创性始终是围绕着中国文化，曹文轩曾指出：“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①童话作为儿童民族精神的养料，童话为儿童与民族的共同发展搭建了桥梁。作为童话作家，葛翠琳肩上带有强烈的使命感，以传统的文化作为基点，注重宣扬人文教育，为中国的童话注入更多的本土化、个性化的特点。她在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树立了自己的文化标志，为提升中国童话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二）葛翠琳童话的苦难模式
葛翠琳的童话创作在儿童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同样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有着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归功于葛翠琳童话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但是，光芒的背后，肯定会有许多人对其创作有一些疑问。对于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当然要以更高的审美标准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样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对于葛翠琳和她的童话，争议点最多的是创作模式的苦难倾向。苦难的因素总是萦绕在葛翠琳的童话中，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塑造的多是克服困苦、英勇顽强的形象，在情节的设置方面，角色常常是以苦难的经历作为惯有的情节发展模式。
在形象塑造方面。《雪梨树》中的香姑要唤醒曾经喝下红血汤的石娃，克服种种苦难，以坚强的品格和意志力种出了雪梨；《种花老人》中万顺爷爷是一位养花人，因与王爷订下一纸契约，万顺爷爷经历重重艰险终于种出王爷后花园没有的花；《金花路》中佟木匠一心想要当木匠，虽然笨，但是吃得起苦，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刻苦磨练，他终于成为有名儿的木匠师傅；《会飞的小鹿》中从出生就无父无母的小鹿，为了年老体衰的长颈鹿妈妈过上舒服的生活，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肩负为长颈鹿妈妈送粮食的重担。葛翠琳设定的形象，虽然在性别、外貌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却存在一个苦难化特征，都是克服困苦、英勇顽强的形象。故事形象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关涉到整个故事的审美效果。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这些具有共通性的形象会容易产生被“复制”的感觉，虽然外部形象不同，但是内部相似程度很高，缺少了新鲜感，读者阅读后会对原本的阅读期待值产生影响。
在情节设置方面。《雪娘》中雪娘为了自己的儿子与神娘制造的苦难做着抗争；《野葡萄》中的白鹅女为了找到能治好眼睛的野葡萄，跋山涉水，经历了各种困难后，终于找到传说中的野葡萄，不仅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也治好了其他失明的人；《泪潭》中的白莲为了能见深山修行的松涛哥哥，依照老僧的安排，白天挑泉水，夜里守香火，终于远远地望见悬云洞中修行的哥哥，白莲为了救出哥哥，孤身跳入悬崖。《一片白羽毛》中小蚂蚁力力为了找到白羽毛的主人，它拖着沉重的白羽毛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找到了失主白天鹅。《会飞的小鹿》中小鹿虽然失去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是与这位抚养它长大的长颈鹿妈妈有着如亲生般的母子之情，小鹿为了长颈鹿妈妈的幸福，也是历尽了艰辛万苦。这些童话作品的情节都是以苦难的经历为依托推动故事的发展，将生活的苦难呈现在儿童面前。在这方面，葛翠琳与曹文轩有着类似之处，曹文轩往往在成长小说中讲述少年成长的故事，而少年的成长多是以苦难作为依托，同样，葛翠琳的童话角色常常也是以苦难作为惯有的经历。
这种苦难化倾向对于葛翠琳来说既有利又有弊，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利的一面是形成了葛翠琳式的童话风格，在孩子们心中加深烙印，形成思维的定式，看到一篇童话，可以轻易地分辨出是葛翠琳的童话作品；弊的一面是童话作品出现风格单一化现象，少见新的突破和亮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野葡萄》到二十一世纪的“山林童话三部曲”,葛翠琳在童话创作方面一直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创作风格，让大读者和小读者可以从纷繁的童话中认出她的作品。在文本阅读惯性上，葛翠琳实现了一种成功。《采药女》、《种花的老人》、《金花路》、《会飞的小鹿》等等，无论故事的场景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生活中，故事的精神都是在困苦磨难的文本内容中升华。随着时间的不断冲刷，她的这种创作模式被小读者和大读者接受和认可，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但是从成功的一面恰恰反观出她的问题。
葛翠琳童话作品的苦难倾向，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孩提时代的苦难生活，反右和文革浩劫的苦难生活，过往的艰苦经历早已在有形和无形中浸染着她的思维和情感意识。在创作中，会自然地流露出苦难意识，使得作品笼罩在一层灰色、忧郁的氛围中。
或许这种苦难的情节模式是葛翠琳创作童话的初衷，她肩负着培养祖国未来的重担，希望借助童话引导和塑造儿童克服困难、英勇顽强的意志与品格，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融入过多的苦难教育，对于儿童来说也许过于急了一些。儿童毕竟是一个自由娱乐发展的人，但这不是说要一味地追求快乐，但是也不意味着过早承担苦难的经历，太多强大品质的生硬灌输会加重孩子们成长的心理负担。这些苦难的情节模式或许也是她童话创作的潜意识使然，在葛翠琳的心理是是急于希望儿童们拥有好的品格，希望他们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深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她创作童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将经历苦难的故事流露于笔端，但是这些的“无意识”也许会让儿童们过早承载太多忧郁压抑的东西。她童话情节的苦难倾向，会造成她童话作品的局限性，并且缩小了她文学艺术的发挥空间。
【题目】葛翠琳童话世界的特点探析
【引言 第一章】葛翠琳童话的创作溯源
【2.1】葛翠琳童话纯美的精神境界
【2.2】葛翠琳作品鲜明的创作风格
【2.3】葛翠琳童话虚实的形象刻画
【2.4】葛翠琳小说独特的语言艺术
【第三章】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结论/参考文献】葛翠琳童话创作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三、 葛翠琳童话的价值与局限
（一）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时代的车轮碾过，多多少少都会在文学的土地上留下那车轮碾压的痕迹，无论是作家、文学作品还是理论研究，其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时代的影子，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作家、作品和理论研究本身就是历史时代的影子。童话作品也不例外，在作家创作作品的同时，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已经是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童话作为传承文学化的纽带之一，从中我们不但可以察觉出背后久远的文化因子，也可以探究出作品创作时代的突破因子。童话在文化的传承方面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作为中国童话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葛翠琳独特的童话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烙印。
悠久的民间文化承载着无尽的历史，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的不竭的资源和动力。美国作家弗吉尼亚·汉弥尔顿说，她继承了古老的传统，用故事作为保留传统的手段，故事在她手里成为了一种魔力，成为一种能源，她将这种魔力和能源传达给那些阅读的人。葛翠琳的童话故事也有着同样的魔力。她曾经吸取过无数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至今，她还可以随口说出一些民间的谜语、谚语等，例如嘴的谜语，“红门楼白门槛，里面住个馋小孩”;眼睛的谜语，“开窗闭窗，里面住着一对娇姑娘”;茄子的谜语，“紫溜溜树，紫溜溜花，紫溜溜手绢里包芝麻”.不论是在生活和工作上，还是在童话创作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宝贵的民间传统文化带来的“蝴蝶效应”.葛翠琳在过往的生活中累积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知识，她将它们“精挑细选”地溶入到童话世界中，在激发和唤起儿童好奇心的基础上，让凝聚着历史文化的故事在儿童中间不断地被传承下去，不但滋养一代又一代的儿童，而且又将传统的文化以一种潜在的艺术形式被继承和发扬光大，不断彰显中国童话独特的艺术魅力。
《沉默的证人》是根据北京传说天安门前的华表改编而成的，故事讲述的是老石匠建华表的故事，其中用顺口溜将老石匠刚刚雕刻完成的华表形象展现出来“一对挺直的圆柱儿磨出来，上边精雕细刻，一对石龙盘柱仰天立，张牙舞爪驾浮云，云彩朵朵像花瓣儿，拖着龙须把头伸。”故事将龙描绘的栩栩如生。葛翠琳想要以简单直接的方式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性，可以通过龙这个中国特有的艺术元素的刻画来证明其存在，这是“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的衍生。
在葛翠琳大量汲取民间营养的基础之上，她将民间故事进一步地揉捏和拉伸，加入时代的创新元素，童话也就富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在《抬花轿》中，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中国悠久的婚嫁风俗文化自然地融入到故事中，但是为了符合时代的审美标准，也符合儿童们的审美情趣，葛翠琳以拟人的小动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通过生动活泼的小动物形象，将童话故事的怪诞离奇展现的活灵活现，为这篇童话增添了许多的新意和意想不到的和谐灵动之美。
一路走来，葛翠琳的童话创作历程中，无论是作品主题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语言文字的表达等等，其中的独创性始终是围绕着中国文化，曹文轩曾指出：“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①童话作为儿童民族精神的养料，童话为儿童与民族的共同发展搭建了桥梁。作为童话作家，葛翠琳肩上带有强烈的使命感，以传统的文化作为基点，注重宣扬人文教育，为中国的童话注入更多的本土化、个性化的特点。她在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树立了自己的文化标志，为提升中国童话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二）葛翠琳童话的苦难模式
葛翠琳的童话创作在儿童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同样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有着重要的位置，究其原因，是归功于葛翠琳童话自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但是，光芒的背后，肯定会有许多人对其创作有一些疑问。对于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当然要以更高的审美标准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样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尊重。对于葛翠琳和她的童话，争议点最多的是创作模式的苦难倾向。苦难的因素总是萦绕在葛翠琳的童话中，在形象的塑造方面，塑造的多是克服困苦、英勇顽强的形象，在情节的设置方面，角色常常是以苦难的经历作为惯有的情节发展模式。
在形象塑造方面。《雪梨树》中的香姑要唤醒曾经喝下红血汤的石娃，克服种种苦难，以坚强的品格和意志力种出了雪梨；《种花老人》中万顺爷爷是一位养花人，因与王爷订下一纸契约，万顺爷爷经历重重艰险终于种出王爷后花园没有的花；《金花路》中佟木匠一心想要当木匠，虽然笨，但是吃得起苦，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刻苦磨练，他终于成为有名儿的木匠师傅；《会飞的小鹿》中从出生就无父无母的小鹿，为了年老体衰的长颈鹿妈妈过上舒服的生活，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中肩负为长颈鹿妈妈送粮食的重担。葛翠琳设定的形象，虽然在性别、外貌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却存在一个苦难化特征，都是克服困苦、英勇顽强的形象。故事形象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关涉到整个故事的审美效果。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这些具有共通性的形象会容易产生被“复制”的感觉，虽然外部形象不同，但是内部相似程度很高，缺少了新鲜感，读者阅读后会对原本的阅读期待值产生影响。
在情节设置方面。《雪娘》中雪娘为了自己的儿子与神娘制造的苦难做着抗争；《野葡萄》中的白鹅女为了找到能治好眼睛的野葡萄，跋山涉水，经历了各种困难后，终于找到传说中的野葡萄，不仅治好了自己的眼睛，也治好了其他失明的人；《泪潭》中的白莲为了能见深山修行的松涛哥哥，依照老僧的安排，白天挑泉水，夜里守香火，终于远远地望见悬云洞中修行的哥哥，白莲为了救出哥哥，孤身跳入悬崖。《一片白羽毛》中小蚂蚁力力为了找到白羽毛的主人，它拖着沉重的白羽毛经历了重重艰难险阻，最终找到了失主白天鹅。《会飞的小鹿》中小鹿虽然失去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是与这位抚养它长大的长颈鹿妈妈有着如亲生般的母子之情，小鹿为了长颈鹿妈妈的幸福，也是历尽了艰辛万苦。这些童话作品的情节都是以苦难的经历为依托推动故事的发展，将生活的苦难呈现在儿童面前。在这方面，葛翠琳与曹文轩有着类似之处，曹文轩往往在成长小说中讲述少年成长的故事，而少年的成长多是以苦难作为依托，同样，葛翠琳的童话角色常常也是以苦难作为惯有的经历。
这种苦难化倾向对于葛翠琳来说既有利又有弊，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利的一面是形成了葛翠琳式的童话风格，在孩子们心中加深烙印，形成思维的定式，看到一篇童话，可以轻易地分辨出是葛翠琳的童话作品；弊的一面是童话作品出现风格单一化现象，少见新的突破和亮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野葡萄》到二十一世纪的“山林童话三部曲”,葛翠琳在童话创作方面一直坚守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创作风格，让大读者和小读者可以从纷繁的童话中认出她的作品。在文本阅读惯性上，葛翠琳实现了一种成功。《采药女》、《种花的老人》、《金花路》、《会飞的小鹿》等等，无论故事的场景是在自然中，还是在生活中，故事的精神都是在困苦磨难的文本内容中升华。随着时间的不断冲刷，她的这种创作模式被小读者和大读者接受和认可，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但是从成功的一面恰恰反观出她的问题。
葛翠琳童话作品的苦难倾向，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孩提时代的苦难生活，反右和文革浩劫的苦难生活，过往的艰苦经历早已在有形和无形中浸染着她的思维和情感意识。在创作中，会自然地流露出苦难意识，使得作品笼罩在一层灰色、忧郁的氛围中。
或许这种苦难的情节模式是葛翠琳创作童话的初衷，她肩负着培养祖国未来的重担，希望借助童话引导和塑造儿童克服困难、英勇顽强的意志与品格，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如果融入过多的苦难教育，对于儿童来说也许过于急了一些。儿童毕竟是一个自由娱乐发展的人，但这不是说要一味地追求快乐，但是也不意味着过早承担苦难的经历，太多强大品质的生硬灌输会加重孩子们成长的心理负担。这些苦难的情节模式或许也是她童话创作的潜意识使然，在葛翠琳的心理是是急于希望儿童们拥有好的品格，希望他们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有深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她创作童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将经历苦难的故事流露于笔端，但是这些的“无意识”也许会让儿童们过早承载太多忧郁压抑的东西。她童话情节的苦难倾向，会造成她童话作品的局限性，并且缩小了她文学艺术的发挥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