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敬可爱的大姐--邓宝（平时大家尊称她“邓老宝”）2004年去世至今已七年了。生前，只有广州市粤剧行内人知道她的“底细”,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前夕参加革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是妇联干部，后调到广州市属粤剧院团担任领导，“文化大革命”受到批斗，进过“牛栏”,恢复工作后调回广州市文化局戏曲工作室任副主任。此外，她还担任过粤剧专业期刊--《南国红豆》和《粤剧研究》的前身--《戏剧研究资料》的主编，并以“方欣”、“余明”的笔名撰写大量有关粤剧的研究文章，恐怕没有几人知道了；她解放初期定评干部15级、离休后享受“副局级”待遇，参加工作数十年--包括在粤剧团十六七年、市戏工室和文艺研究室十五六年，从未升过级和出过国或者到港澳去访问，甚至出省到外地如北京、上海去观摩戏剧演出亦鲜见。但是，她那党性坚强，对工作积极、认真和细致负责的态度，对同志、对艺人团结友爱，不摆领导身份和架子，平易近人，尤其对有成就的名艺人更是虚心请教、事事处处尊重，和他们打成一片，做思想政治工作讲究方式方法和耐心，生活作风朴素、节俭，不尚浮华，在后期写作上勤奋笔耕，这些方面，堪称楷模。

下面，将我与邓宝共事时所知道和了解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纪念这位“老宝”大姐。

与粤剧风雨同路邓宝出生于1919年，广州人。

1958年4月，从广州市妇女联合会调到广州市文化局属下的粤剧演出团体工作。此前，自十七八岁投身革命和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一直以小学教师等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宣传抗日，宣传统一战线，发动群众积极参加到救亡运动中去。抗战期间的1939年春至1945年秋，曾奉党的上级指示，参加到由广州艺协、蓝白两个剧团组成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艺术宣传大队和国民党第七战区政治大队，辗转于粤北各地，进行演出话剧、唱歌、宣讲形势和慰劳抗日前线将士等活动。从广州解放进城之日起就在妇联工作，先在市妇联，后到区妇联，最后又回到市妇联。当听说要调她到粤剧团去工作，可把她“吓傻”了，因为她有生以来没有看过几次粤剧，对粤剧及其从业人员不但全不了解，而且还有着很深的偏见和成见，以为把自己好像也打成“下九流”,不愿离开妇联，便向市委组织部请示不要调到粤剧团去。后来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想通了，才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到广州市文化局报到。

邓宝先到中型班冠南华粤剧团任驻团干部。那时除了广州粤剧工作团和广东粤剧团之外，还有包括冠南华在内的七个新国营剧团，每个团都有一名市文化局指派的干部具体协助工作。冠南华粤剧团擅长演开打戏，演员包括武生罗剑飞（任团长），文武生卢启光，小生或小武陈少棠，正印花旦卫少芳，花旦罗丽燕，丑生罗思。1958年11月成立广州市文化局领导下的广东粤剧院时，邓宝在剧院分设五个演出团和一个试验演出队的二团担任党支部书记。二团团长是靓少佳，副团长是新珠，演员还有卢启光、朱少秋、卫少芳、楚岫云、小木兰、陈少棠、吕雁声、李翠芳、吴粉超等，后来郎筠玉、陈笑风、陈小茶、邹洁云也在二团待过一段时间。

1960年6月，省市粤剧院团分家，广东粤剧院的院部和一团、三团、四团划归广东省文化厅领导；二团、三团实验演出队和越秀等四个挂钩的独立演出团留给广州市文化局领导，组成广州市粤剧总团。靓少佳担任总团长，朱真担任党总支书记，邓宝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和不久接任书记及兼副总团长兼艺术室主任。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

在这期间，邓宝通过跟随剧团到广东城乡各地去演出，广泛接触和了解粤剧、粤剧艺人及粤剧观众，改变了过去一直以来认为粤剧艺人是“下九流”,自由职业者，心胸狭窄，有无组织无纪律、浪荡散漫等习气的偏见与成见。感觉他们有很强的翻身感，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国营剧团也很自豪，从排练到演出都非常认真严肃，没有半点马虎儿戏。同时对粤剧团的排练演出过程、运作规律、人与人之间状况、生活安排等都有了深切的掌握。因而她对粤剧工作有了感情。

在这期间，邓宝与各剧团的负责人及主要演员如罗剑飞、靓少佳、卢启光、卫少芳、楚岫云、陈笑风、陈少棠、小木兰、罗丽燕等打成一片，放下自己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架子，与他们谈心、交朋友。特别是与总团长和一团团长靓少佳合作共事愉快，对这位数十年来享誉海内外的着名小武演员更是事事处处尊重，剧团有什么重大艺术业务举措和人事、行政上的事务都主动与佳叔通报和上门征求他的意见。那时他们两人每天在戏院见面，打过招呼，就各干各的事，从不互相干扰；有时只要有空，邓宝就坐到佳叔旁边（佳叔来看演出大多坐在戏院后排几行座位上），一边看戏，一边请教--这是什么牌子，这是什么小曲，这是什么排场，这个身型、动作表示什么，佳叔也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告诉她。着名花旦演员卫少芳也曾对人不止一次说过，邓宝不“姿整”,却爱清洁，待人接物很有人情味。剧团演员最高兴见到邓宝和其他领导来看他们演出，场中休息或散场后回到后台，演员们总是虚心地问她对他们有什么意见，赞扬他们固然高兴，指出不足之处，他们也虚心地乐意接受。

在这期间，邓宝为培养剧团演出接班人，曾带领青年学员到增城沙村基地办培训班数月；为剧团创作反映农村现代生活的剧作，还亲自带领青年编剧人员、演员、音乐舞美等人员组成小分队到湛江青年运河工地去体验生活和巡回慰问演出。虽然她自己在抗战时期曾经上台演过戏，但那是话剧，从未演出过粤剧，更不会唱粤曲；但当剧团演出需要，邓宝也亲自上台演出群众角色或次要人物角色，说三两句“白榄”或唱几句“滚花”、“小曲”.如在改编现代剧《朝阳沟》中扮演群众，抱着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作道具出场和在一个只有三个人物--儿子、女儿、母亲的现代短剧中扮演母亲（儿子、女儿则由陈少棠、楚岫云分别扮演）。这两个戏都卖票公演过好几场。另在一次剧团联欢演出中，亦在短剧《拾玉镯》中扮演过刘媒婆。

在这期间，邓宝对粤剧团的排戏（练）演出的运作过程和各个方面的情况有切实的了解和掌握：比如演员，他们大多工作热情积极，认真负责，有着许多传统美德。

如戏开演后，各人有各人的任务，即使家里死了人，也得等自己的任务完成后才离场。又如“救场如救火”,某人有演出任务，但临时发生意外，不能参加演出，“提场”临时安排别人顶替，那人便要无条件服从安排。

再如两人做对手戏，一人唱错或做错，对方应尽力设法替他弥补，不能拆台。各剧团凡下乡演出，不管如何艰苦，从来没有人有怨言；工作中发生了缺点错误，能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去解决；剧团之内基本能做到团结友爱，有意见当面提，有缺点自觉改正。

又比如乐队，是剧团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音乐伴奏，便不成为戏曲。因此，乐队不仅要伴奏，还要有表现环境、衬托表演、加强气氛的乐曲的创作和运用，以加强艺术感染力，深化主题，刻划人物。

音乐员除年轻的早上到戏院集中练功之外，一般都各自分散练功。一个新戏写出来后，在演员“行位”时，乐队队长或指挥便按剧本要求，研究全剧的音乐处理，和进行一些必要的音乐创作，然后让全队乐员理解，有些乐曲则要乐队先行练习。在全剧进入响排后，到整个戏排出来，乐队都离不开排练场，彩排、公演都和演员在一起。除了正式排练时间之外，一些主要演员还请一些主要音乐员专门为他设计唱腔，并请几个主要音乐员到家中专门为他伴奏、练唱。

此外，剧团中还专门设有管理舞台演出业务的“提场”和专门联系各地演出台期的行政人员的一套套工作规程等。这些，她从无知到有知，从外行变成内行，了然于脑海。

在这期间，邓宝通过参加粤剧团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参加省市“四清”工作队，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认识了自己身上存在的缺点错误，锻炼了胆魄。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宝被作为执行“文艺黑线”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不停的批斗。

罪状是：死心塌地执行“刘少奇文艺黑线”,令粤剧团大量上演“封、资、修毒草”;新会休整，大搞“四大自由”,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实行“资产阶级三名三高”政策；维护和推行封建师徒制等。几年间，先是靠边站，被贴大字报批判，游斗、陪斗；进“牛栏”,被隔离、被监视；接着被赶到郊区九佛市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接受长时间“审查”,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和农业生产，写思想检查和交待历史材料，行动、吃饭、上厕所、洗澡、睡觉都由警卫战士押着，只能低着头走路，不准东张西望，更不能跟别人交头接耳，像个监犯。不过，也得到过许多熟悉她的历史和为人的“革命群众”的暗中保护，使她没有像靓少佳他们那样受到皮肉之苦。直至1973年秋才从九佛农场回到市粤剧团，是广州粤剧团最后一个归队的人。

回到桂花岗广州粤剧团，邓宝放在二剧组，没有什么职务，只是协助二剧组演员队长的工作，任务：一是叫人准备排戏，二是看有没有影响演出的问题，三是多接近青年演员。

此外还有三次出差到北京、天津、唐山和湖南长沙、萍乡等地去找演出剧本。这样的工作约有一年零几个月。

当1974年12月，邓宝知道自己已“落实政策”担任市粤剧团二团革委会副主任（此前没有任何人告诉她）后不久，即奉命调离广州粤剧团。于是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风雨同路十六七年的粤剧团，没有向它告别，也没有向那里的人说声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