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其中“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表述揭示了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必须围绕凝聚中华民族精神而展开。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的“天赋人权”思想、以“人权”否定“神权”无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以唯心史观抽象出来的人性论，是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最早的思想渊源。但是，如果把抽象的人性作为权利的根源，把人权视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就会抹杀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无视人权的阶级性，就会无视以国家主权的存在。必然会衍生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并成为“超越主权论”的理论依据。
当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向不利于维持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时，“超越主权论”者往往会以人权卫道士自居，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而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之一。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必须以凝聚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内容，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对抽象的人性论进行哲学批判。
广义的人性论指各种关于人的共同本性的理论，狭义的人性论则指抛开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抽象地考察人的共同本性的理论。欧洲中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关于人性的认识不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深入，而且还表现出与社会思潮紧密结合、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特点。
关于人性论的思考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战国时期就开始了人性之争。《孟子 * 告子》中说“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说明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本伪也”（《荀子，性恶》），但也有人如告子认为“性无善不善也”；西汉董仲舒则把人分为善、中、恶三等；唐朝的韩愈也明确提出“性三品”说，可见关于人性的讨论在中国自古就有。
公元前 5 世纪在古希腊出现的“人性的自然说”主张人生来平等，是西方世界最早关于人性的学说。17 世纪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等，18 世纪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卢梭等都认为人性是由感性的利益和需要规定的，“自爱”“、自保”“、自私”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同时为了利己而顾及他人利益，就产生了公共利益。在政治法律和教育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的自然本性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善”“、恶”都是人的自然本性在特定环境下的变形，自然本性则永恒不变。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任何人没有一种自然的权利驾驭他的同类”。这种思想启发人们质疑封建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强调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康德认为人的本性不受感性物质利益关系支配，人以立法和守法区别于动物；黑格尔认为认知和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有思想和理性，认识“自我意识的存在”，能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和共性，即绝对精神自身，因而能超出自然界，从必然走向自由。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本性，把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的类，把人的知情意归结于人的自然属性，提倡创立一种“爱”的宗教。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关于人性的论述观点各有异同，欧洲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将人性归结为人的精神，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将人性归结为人的生物本性，两种观点都具有超越阶级、脱离时代的共同特征。
从资本主义的萌芽阶段开始，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包括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其中人文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而人本主义是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列宁认为人本主义“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
这些社会思潮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人道主义在 15 世纪后逐步形成，被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用以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它是冲破中世纪教会统治下的神权思想束缚的有力武器，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支配自然、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动因。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对于批判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争取个性解放和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反对封建制度、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脱离社会关系对人进行考察，其所追求的自由和享乐的权利以及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的伪善性逐步表现出来。
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直在努力寻找有效的现代化路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和西方制度，乐观地认为只要我们照搬西方制度，就能一蹴而就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有学者把这种政治心态称之为“理念崇拜”，也就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种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处方。换言之，这是一种以某种理念或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而且，一旦人们把西方的某种理念符号变成一种简单的口号，还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想象出来的意义和愿望投射到这些口号上去，并把它视为我们的权威”。这种无视理论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以简单理念来拯救中国“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受西方影响至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特征。
资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抽象的人性论，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中时常可见其身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实威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脱离人所生存的社会关系来谈人的本质、谈人性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撇开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抽象考察人的共同本性，认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它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在历史上不断发展变化，在阶级社会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性。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把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并指出实现这一理想所需要的具体条件，这是资本主义抽象的人性论所不具备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对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很大的冲击，危及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政权稳定，而抽象的人性论是这些错误观点的哲学基础。所以，要想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批判抽象的人性论，从人的自身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作用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进程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人的认识的来源于实践，认识是实践在人脑中的反映，所以实践方式与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实践方式的改变会引起思维方式的变化。在全球化之前，人类只能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活动，各民族、各国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这是由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在那样的条件下，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类的共存关系，更不可能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存关系。因此，虽然在我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那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朴素的理解，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在思维方式上出现的主、客观相分离的状态。人们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把客观世界中所有的事物作为自己的改造对象，要求它们服从人自身的需要而不去考虑这些对象的利益和承受能力。这种将客观世界置于人类对立面的思维方式最终将会引发许多全球性问题。全球化要求人们注重全球利益，形成全球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从全球的高度、从人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角度思考问题。人类只有将自己的思维模式上升到“类”的高度，才能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所以，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在现实社会中通过社会实践提高适应能力、丰富社会关系、改进活动方式的过程中加以体现。人的全面发展已经对人性的认识离不开人所赖以生存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
西方学者鼓吹抽象的人性论，过分强调建立在抽象人性基础上的人权，无非是为“人权高于主权”进行舆论准备。“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实际上是服务于强权政治、瓦解发展中国家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为了更好地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我们必须在爱国主义教育工作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教育引导全体社会成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抽象的人性论。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 3 卷）[M].人民出版社，1995：112.
[2]列宁全集（第 38 卷）[M].第 78 页.
[3]张才国.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归因分析[J].探索，2006（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人民出版社，1995：56.
